矛盾、矛盾判断和矛盾律——读李先焜先生《论矛盾判断》文后

我阅读了李先焜先生的《论矛盾判断》一文(见《江汉学报》1963年第九期)。关于矛盾判断这类辩证思维形式的结构,我获得了不少的启发。但是,李先生对矛盾判断所作的分析,在我的思想上,也引起一些问题。我现在不揣冒昧把达些问题提出和李先生商确。当李先生在文章的开始提出他所谓的“矛盾判断”时,李先生固然曾明确地指出,这类判断和形式逻辑的矛盾判断不同,但是李先生却仍然把它叫做矛盾判断。李先生在文章中虽然不曾明显地说出。

基督教的唯神史观

唯神史观主张,神开创了人类的历史,计划并规定了人类的历史,把自己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目标。简单地说,从神到人,再由人到神的境界。用圣经的语言:人从乐园到人世间,再从人世间回到失去了的乐园。从犹太教和基督教来看,有两种唯神史观:(1)以选民为中心的;(2)以救赎为中心的。先说第一种。犹太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以自己为上帝的选民。他们虽然把这位上帝看作是全世界所有人的上帝。但他们却认为这位上帝只同他们发生特殊关系。

亚里士多德论“论证的原理”

每当我们谈到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来源时,往往把充足理由律除外,认为其余的三个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在历史的发展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是,如果稍稍翻阅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会看出,不仅亚里士多德曾否明确地提出同一原理,还是一个问题;而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原理,不论在内容上或者在形式上,并不完全就是我们所研究的矛盾律和排中律。论述这些规律和亚里士多德原理在历史上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指出,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阐述这个原理时,并没有对这个原理给以一定的名称,只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他曾写道:这原理是任何人在进行论证时所必须依据的原理。他并认为在本质上推理就是论证,所以又写道,这原理是推理的原理。他把这原理和几何学的原理对比,由于前者比后者在一切原理中是最普遍的,是一切理论的起点,因此。

关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应当是两个”的问题

我阅读了王红玫和秋白兰两位同志在《学术月刊》发表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应当是两个”一文,有几个问题我不十分理解,因此特别提出向王红玫和秋白兰两位同志请教。王红玫和秋白兰两位同志在文章里论证“哲学的根本问题应当是两个”这论题时,曾阐述了两个论据:(1)“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来看,并没有包括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2)“理论的根据”,即列宁和毛主席有关这问题所给与的教导。我的问题是有关这两个论据的。先从第一个论据谈起。王红玫和秋白兰两位同志在提出第一个论据时。

怎样进一步推动“百家争鸣”

在本刊創刊三周年之际,得到許多作者、讀者的支持和鼓励,并对我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期望。特別是厦門的王亚南同志、南京的孙叔平同志、武汉的朱劍农同志、广州的楊荣国同志都在百忙中给我們写稿。在这里我們謹向以上各同志和广大的作者、讀者致以衷心的感謝。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們将努力使本刊更好地成为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澤东同志著作和开展百家争鳴的园地。

什么是论式的正确性?

最近在逻辑问题的讨论里,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推论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我的粗浅体会,在讨论中,大家对推论的真实性这个问题,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推论的正确性这个问题上,意见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对推论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的看法就有了分歧。大家在讨论过程里,论证各自的论题时。

再谈“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我閱讀了李赤子先生在“学术月刊”第七期所发表的“也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的文章,和学术月刊編輯部轉来的丁雍年先生与光磊先生所提的意見,并且我又向一些同志們請教,討論这个问題,这些都給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認識到,关于这个問題,在某些方面,我的思想确实是有些混乱的。因此,为了搞清楚我对这問題的看法,使我在学习馬列主义中能更好地領会毛主席的“两类矛盾”的学说,我想还借着一次机会,再談一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从形式逻辑看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上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哲学学会和学术月刊编辑部所举行的座谈会上,由于胡曲园同志的启发,我曾提出几个有关“矛盾”的问题。后来继续听了其他同志的发言,尤其是听了彭康同志的总结发言,使我重新考虑我所提出的这些疑问。在最近几个星期内,我曾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它有关“矛盾”理论的文件再反复地阅读,我觉得还有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的必要。因此,我借着这一次机会又把这些问题提出。我在上次座谈会里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但对抗性矛盾是否都是敌我矛盾。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曾问,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关于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的座谈

自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自去年整风、反右以来直到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的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以及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普遍制订红专规划,全国出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科学文化大跃进的新局面,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的理论威力,更为人们所深切体会,两类矛盾问题更加普遍引起广大干部和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兴趣,从而要求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研究。为此,本刊与上海哲学学会特于2月22日邀请上海市哲学与社会科学界及业务部门和党群机关的工作干部五十余人举行座谈。这次座谈触及到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有精辟的见解,也有尚可商榷的意见,但总起来说,是提出了问题,为今后进一步的专题讨论提供了线索。会议详情,本刊第三期已有报道,兹再将全部记录发表,以飨读者。记录在付排前均送经发言者亲自对文字或论点作了修改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