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之意义所在——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在《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使《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得到系统整理,其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许多治史经验和精辟见解对今日之治史者仍有很大启迪,譬如关于中国史的意义之谈。

鼎革之际地方绅商的“共和”想象与实践:对自贡地方议事会的考察

辛亥鼎革之际,原本分属富顺县和荣县的两大井盐产区——自流井区与贡井区由两地绅商提出议合,暂时成立"自贡地方议事会"。本文根据自贡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川南自贡地方议事会第一月议事录》所录议案,试析该议事会在成立宗旨、政权建置、行政区划、军事建设、司法改制、赋税减征及社会改造七方面的举措,勾勒以当地绅商为主体的议事会成员对"共和"的具体想象与实践。以此考察自贡绅商的地方诉求与对"共和"的地方性认知,并回溯"议事会"这一清末地方自治决议机构的形成,窥探绅权变动层面下"宪政"与"共和"的关系。

“福音”下的世俗竞利:鸦片战争前后在华传教士对商务知识的传播

目前学界关于近代由海路而来的西学东渐的主流看法,仍认为它是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暂且不论作为"东"的一方的中国人是否真的按照这一进程来接收西学,但作为近代西学的首批传送者——来华传教士而言,他们的知识输出过程似乎并非如此。他们很可能一开始便通过出版物进行多种知识的并行输出。若按照现在的学科知识分类来看,这些知识包括了西洋史地、商务、科学、政治等,它们多是相伴而行,并未有层层递进式的先后之分。

明清时期商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明清时期商业知识大体可分两类:士人正面阐释的经商价值取向,即“市道”和民间商人在实际买卖过程中总结出的具体经验。“市道”价值是对买卖经验在学理上的提炼与认可;买卖经验为“市道”价值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又在“市道”价值的影响下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内容。二者共同构筑了明清传统商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明清士人从中立的经商规律与积极的从商道义两个维度论证“市道”为“正道”,民间商人则在日用商书的内容基调、师徒授受的方式与具体的经商技术三个面相上秉持与表达“市道”价值。明清时期商业知识为商学在近代中国的起势提供了传统上的依托。

北京《商务报》的“知识”面相:清末新政中知识界对“商务”的具体认知

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性质的《商务报》在京创刊,被清廷新设商部视作“通下情”的重要举措。其刊载体例与内容文本的多样,正呈现了晚清知识界在因应变局过程中所建构的“商”的相关“知识”面相:朝野对“商务”的认知与“工商”所代表的“文明”价值取向;农、工、商的道德性与知识性在不同层次的传统中得到正名;“商人”形象的流变;“商学”内涵表述的复杂多歧以及对“商道”的颠覆性认知。它们共同指向了商事活动在晚清社会意识中获得道义合法性的过程。但在清廷看来,“商务”与“国事”仍存紧张,而新的商业伦理的逐渐确立,却真的成为改变清廷“治体”的重要因素,这应该是清廷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