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他与治理:数据资源持有权的财产权构建

国家围绕数据产权构建而创造的“三权分置”理念突破了传统财产权理论的藩篱,但尚待转化为法律表达。数据资源持有权是数据产权制度中的基础性权利。当前,作为“三权分置”组成部分的数据资源持有权呈现扁平、分散的权利束样态,缺乏法定财产权应具备的模块结构,不能应对数据权利束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数据资源持有权的模块化,需要排他—治理规则的双重构造。数据资源持有权的排他规则应以持有为替代观测标准,提供与处理持有信息的成本较低,且以持有为边界能够保障数据资源不确定性对数据持有者的激励,完成数据资源剩余权于数据资源持有者的分配,促进数据资源在市场机制下有序的价值发挥。治理规则的设置应以数据资源精确用途划定的成本效益为基础,围绕数据持有人与政府、其他数据资源权利人与其他特定人间的关系进行,从而在排他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平衡数据资源财产权对公平与效率等价值的追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区域性反致条款”的适用研究

在国际法反碎片化认识论以及“系统整合”方法论的指导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区域性反致条款”通过允许当事方援用“其他国际法规则”的方式,填补了公约在规范缔约国权利义务上的制度缺陷,并为法庭在争端中适用公约外的其他国际法规范打开了大门。“查戈斯海洋保护区仲裁案”中第2条第3款的解释适用便是“区域性反致条款”适用的典型实践。但本案仲裁庭不仅错误地认定了缔约国的权源基础,也未能明确公约之外其他国际法规范的边界范围,甚至有加重缔约国既有义务的嫌疑。作为重要的国际争端解决组织,仲裁庭肆意扩大争端解决职权的行为将严重扭曲国际司法秩序。“区域性反致条款”的适用要求法庭保持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均衡,并在明确“其他国际法规则”范围的前提下,以与国家同意原则不相违背的方式对其予以解释,从而避免对争端当事国不公平局面的出现。

GATT1994第24条对RTAs的约束性分析

WTO是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贸易组织，而如今蓬勃发展的RTA却是与之截然相反的区域性贸易组织。两者在形式上表现出格格不入的一面，却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多边谈判面临崩溃的边缘，以及有关重要议题在成员国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的紧要时刻，RTAs的迅速发展是否会对有关WTO框架的法律体制或者条款带来不可挽回的冲击，以及当前GATT1994第24条，能否在今后的发展中起到统领，或者最为关键的约束作用，将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笔者基于当前全球区域贸易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通过对GATT1994第24条的法律内涵、属性和RTAs：~I关法律问题的分析，探讨GATT第24条与RTAs之间能否形成有效的约束与被约束关系。

法国和毛里求斯关于特罗姆兰岛及其周围海域共管协议评析

法国与毛里求斯关于特罗姆兰岛的争端由来已久。2010年,两国签订共管协议,将相关区域的渔业、考古、环境事项纳入共管。共管协议在地理区域、共管领域、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设置共管机构作为管理机构,创设了联络人制度。共管协议也存在不足。共管协议在法国国内受到反对,批准程序裹足不前,协议对处置两国争议的效果仍待观察。法毛共管协议为研究海上共同开发提供了新案例,通过分析其共管协议的创新和困境,可以更好地理解共同开发的优势和不足。

国际人权法的海洋争端适用:逻辑理据·制度困境·路径完善

国际海洋事务的多元发展日渐凸显海洋领域中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性。海洋法与国际人权保护的紧密关联不仅体现在法律文件的规范表达中,还体现在涉及国际人权法适用的海洋争端解决中。基于国际部门法逆“碎片化”价值取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设定以及国际条约解释规则,国际人权法在海洋争端中的适用可以实现逻辑自洽。但国际人权法的复杂性、海洋法公约条款的模糊性以及条约解释工具的技术缺陷,为国际人权法在海洋争端中的适用带来诸多阻碍。为保障国际人权法在海洋争端中的有效适用,应明确被适用人权规范的具体内涵,厘清海洋法公约条款的法律效力,并基于“真实联系”与“国家同意”完善“系统整合”解释方法,通过海洋争端的有效解决实现海上人权保护的终极目标。

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海洋保护区作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被全球极力推崇。其存在不仅体现了全球绿色发展的理念，更表露了国家在构建相应体制机制方面的决心，最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卷入海洋争议的国家提供一个缓冲地带。我国近几十年的海洋保护区建设以近岸区域为主，尚未遍及远海海区。因此，若能基于南海海域整体大背景，对现有国际法律制度和部分全球已经建立起来的海洋保护区进行分析，从不同层面探寻主权争议海域保护区的设立，则不仅可以为中国未来在南海设立类似保护区提供法律和实践基础，还可以成为对现有海域现存争议予以搁置和平息的手段。

英国海洋保护区法律体系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海洋保护区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有效程度充分反映了国家海洋发展理念。英国在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上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法律体系,并在保护区建设上表现出协调的"国内—区域"法律制度、专属的管理机构、成熟的公众参与机制等特点。但是,英国海洋保护区在建设中也存在管理制度落实难、保护区指定效率低等问题。基于英国海洋保护区法律体系建设实践,我国可通过完善国内立法规范、参与区域法治建设以及落实具体管理制度等方式推动海洋保护区建设,助力实现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安全争端解决——以“赫尔姆斯-伯顿法”案为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和平发展,促进区域内经济的互联互通,形成"规模性"经济效应。但是,在倡议推行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一些负面因素,阻碍国家间的正常经济联系。在所有争端事项中,以突发性以及影响力较强、涉及安全方面的安全争端最为棘手。此类争端常为国家间政治途径所解决,忽视了某些特定背景下运用经济争端解决手段解决纠纷的便利性和可行性。通过以著名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为背景,从法律上的经济争端解决手段而非诸如谈判、协调等政治手段出发,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安全争端出现时,WTO项下第21条安全例外的适用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