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尽量协商一致”之完善——以“沟通式刑罚观”为视角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产生过程具有弱协商性,协商内容未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协商结果的司法效力同法院审判权冲突。“沟通式刑罚观”寻求刑法及其运行中的包容性沟通理念,与我国“协商性”量刑建议的价值取向一致。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应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应受到一定限制。对此,量刑建议协商过程中,应保障被追诉人充分参与量刑协商以及增强被害人权利救济。“认罪认罚”只从“人身危险性”调节基准刑,调节幅度具有有限性。代表多方协商结果的量刑建议必然具有实质约束力,在正确把握“采纳”本身语义上,法院同样进行实质审查量刑建议并具有最终审判权。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功能实现的刑法教义学解析

源于刑事政策的企业刑事合规激励功能实现不得与刑法原理相抵牾,需要通过刑法教义学的检验。企业刑事合规激励功能实现的前提是明确组织体责任的内涵。组织体责任的本质是实现企业和自然人责任的分离,要求企业对已有的实害结果承担责任而不是对合规本身或者未合规导致的抽象风险承担责任,也要求单位犯罪具有故意或过失。在实体层面,事前合规可以根据不同情形从构成要件该当性或有责性层面否定犯罪成立。在事前合规无法否定犯罪成立下,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都作为量刑因素分别从责任刑减免刑事责任、预防刑减轻刑事责任。在程序层面,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本质是刑事政策推动下的法律责任转换,正当性源于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外部双向衔接。

论侵害视觉卫生权、眺望权的损害赔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对视觉卫生权、眺望权的主张也增多。现有法律法规对视觉卫生权、眺望权的规定模糊,司法实践中产生同案不同判的情形。视觉卫生权、眺望权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产生,具有财产和人格的双重属性,因而不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新型相邻权或环境权,而是一种独立的新型权利。在救济方式上应允许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违约责任中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

人工智能技术在颅内动脉瘤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颅内动脉瘤在人群中发病率较高,破裂后死亡和残疾率极高。颅内动脉瘤的早期检出、破裂风险预测、手术方案规划、治疗转归评估均是临床关注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医学的不断深入融合,其在颅内动脉瘤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文章对人工智能技术在颅内动脉瘤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综述。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中的双重抗血小板治疗:替格瑞洛与氯吡格雷的比较

目的比较双重抗血小板治疗中替格瑞洛与氯吡格雷在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接受支架辅助栓塞治疗的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患者,根据术前双重抗血小板治疗方案分为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组(氯吡格雷组)和阿司匹林+替格瑞洛组(替格瑞洛组)。术后随访3个月,比较氯吡格雷组和替格瑞洛组缺血事件和出血事件发生率。应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术后缺血事件和出血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195例患者,年龄(58.15±10.11)岁,男性75例(38.5%)。替格瑞洛组94例,氯吡格雷组101例,两组术后3个月时的出血事件发生率(12.8%对5.9%)和缺血事件发生率(14.9%对18.8%)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吸烟[优势比(odds ratio,OR)6.085,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589~13.012;P=0.019]、高血压(OR 4.547,95%CI 1.589~13.012;P=0.005)、分支血管处动脉瘤(OR 3.089,95%CI 1.122~8.504;P=0.029)以及使用血流导向装置(OR 3.111,95%CI 1.062~9.110;P=0.038)是术后缺血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甘油三酯可能为术后出血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OR 1.435,95%CI 0.989~2.082;P=0.057),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结论在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的双重抗血小板治疗中,替格瑞洛与氯吡格雷具有相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Tubridge血流导向装置治疗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目的探讨Tubridge血流导向装置(Tubridge flow diverter,TFD)治疗颅内未破裂动脉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7月至2023年7月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使用TFD治疗的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随访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评估功能转归。至少术后3个月后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随访,根据O'Kelly-Marotta(OKM)分级评估动脉瘤闭塞情况。结果共纳入52例患者(71个动脉瘤),成功置入54枚TFD。41例(78.8%)单纯置入TFD,11例(21.2%)TFD置入联合弹簧圈栓塞。1例患者术中发生支架内血栓形成,经过药物治疗后症状消失;各有2例术后发生出血和缺血并发症;随访期间无患者死亡。DSA随访34例共45个动脉瘤,随访时间(8.3±3.1)个月(范围3~15个月),其中OKM分级A级2个(4.4%),B级11个(24.4%),C级1个(2.2%),D级31个(68.9%)。最后一次随访时51例患者转归良好(mRS评分0~2分),1例转归不良(mRS评分4分)。结论TFD治疗颅内未破裂动脉瘤完全闭塞率较高,并发症发生率低。

“明知”视角下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依据——以职务侵占罪帮助犯为例

当前,中立帮助行为理论过于强调客观限制处罚理念而忽视主观“明知”在入罪中发挥的作用。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仅是事实阐述并不包含实质法律评价,中立帮助行为能否成为刑法意义上帮助行为与其他待决的一般行为一样依然需要借助帮助犯理论加以判断。职务侵占罪背景下,通过重新梳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和明确何为“社会期待该角色所应为的行为”揭开中立帮助行为被过分强调的“日常性、表面合法性、职业性”面纱后,在结果不法的意义上中立帮助行为往往就是犯罪帮助行为,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还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明知”。“明知”不是较低程度的“知道可能”与“猜测”,“明知”要求职务侵占罪中立帮助行为人“知道肯定”或较高程度的“知道可能”他人实施职务侵占行为。在职务侵占罪中立帮助行为人“明知”的证明上,应重点把握帮助者的身份与正犯行为之间的实质联系,同时兼顾帮助行为获利等方面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