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识别与风险网络结构分析——以淘菜菜为例

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风险网络复杂,增加了风险防范的难度。准确识别风险因素,厘清风险外溢路径,对建立与完善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和维持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电商平台淘菜菜为案例,使用扎根理论及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构建风险网络,评估风险关联程度,找出风险外溢路径。研究发现:在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网络中,物流方的履约交付、物流方的运输损耗、物流方的节点周转、平台的人员服务、平台的供应链计划、平台的采购交付是关键风险节点,有较强的风险影响能力。风险网络可根据风险节点间的关联程度划分为四个板块,四个板块间存在“溢出—影响—再溢出”的风险外溢路径。当某一风险节点出现问题时,与其隶属同一利益相关者或同一风险范畴的风险节点将会进一步放大风险外溢。鉴于此,找出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的关键风险和外溢路径,有针对性地加强风险管理,强化路径监控,降低关键风险的影响,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可促进社区团购电商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现状、模式与对策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已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实践困境和挑战。目前,我国已涌现出了一批乡村生产、营销、治理、生活和创新等方面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模式,开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局面。可以预见,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内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热点、建设农业强国的有效助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乡村引擎。

供销社改革发展再审视:组织特征、发展机制与若干思考

面对持续活跃于城乡商贸等领域且关注度较高的供销社,文本以回归组织视角进行审视,从环境、社会结构、目标、技术、参与者五个方面分析供销社的组织特征,阐释了供销社运行和发展的合法性机制、效率性机制与合宜性机制,考察了供销社改革实践中新型合作经济、农业生产服务、完善基层组织和数字技术赋能等典型发展路径,并对供销社的组织质性界定、发展方向研判、综合改革重点、持续发展动能等关键议题进行辨析,以期为我国供销社未来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多元主体协同如何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基于浙江省64个县的NCA和fsQCA分析

基于协同理论和内源式发展理论,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多元主体系统对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单个影响因素均不构成数字乡村高建设成效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7条高建设成效驱动路径,划分为社会支持模式和政府引导模式。第三,在社会支持模式路径中,产业结构基础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部力量,数字普惠金融则成为与之配合的外部力量。第四,在政府引导模式中,部分路径注重“政府+社会”二元协同发展模式,还有一些地区依靠上级政策的指导,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战略和规划提供指南。

还是要做好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篇文章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各地农村普遍空心化、老龄化的现实困境。因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合作经济组织何以促进乡村共同富裕——基于对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的考察

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是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域新形态,内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重要论述,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更好适应了分散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现实需求,有利于促进农民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在价值功能上,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分配均等化和服务普惠化。在实践路径上,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通过服务带共富、合作带共富、改革带共富、数字带共富以及融合带共富等路径,优化了乡村资源供给、提高了农民组织程度、提升了农民共富能力。新阶段,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应加快构建完备的为农服务体系,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平台资源承接整合能力,形成乡村共富主体广泛参与和集体行动,扎实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习近平关于合作经济重要论述的三重考察

习近平关于合作经济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理论逻辑上,这些重要论述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合作社的经典论述为理论基石。在历史逻辑上,这些重要论述是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合作社工作的继承与发展。在实践逻辑上,这些重要论述源于我国合作经济发展的广泛实践,既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身经历,也包括党和国家政策支持下的市场型合作社、联盟型合作社以及村社型合作社蓬勃发展的实践。

农业产业数字化的实践逻辑及其关键机制——基于四省四县的多案例分析

基于创新的SACP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吉林东辽县、山东平阴县、山西隰县和陕西柞水县等4个代表性县域的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多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呈现空间拓展、主体能动、赋能-攀升、效益指向的实践逻辑,而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力内嵌于特定的数字化情境,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和产业攀升能力是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能力。基于此,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机制在于构建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建议从数据、人才和设施等数字赋能驱动的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与依靠产业融合、资源整合和生态耦合引致的产业攀升能力这两方面推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吗?——基于801个县域的PSM—DID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对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及其收入变化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我国2016-2021年801个县(市、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应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增收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会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机制检验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转型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但是从短期来看,数字农业建设会降低农村居民收入。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效应均呈现显著性,其中东部地区的提升效应最为明显;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县和工业县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都为正向,但从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来看,数字乡村建设更能促进工业县农村居民收入提升。

从社会创新到数字社会创新:国际实践、基本特征与经验启示

数字社会创新是依托数字技术而迅速发展的一种新兴社会创新模式,其通过数字技术来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需求、挑战等,从而进一步增进民众福祉,推动社会进步。国外已经开展了很多关于数字社会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国对于此领域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本文基于实践视角,在收集国外919条案例数据以及120个可溯源的实践项目数据的基础上,对国外数字社会创新实践进行类别划分和特征识别。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社会创新的实践领域可划分为数字民主、区域发展、社会包容、就业能力和机会、教育与培训、医疗健康和生活环境改善七大部分。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差异,通过对于数字社会创新项目本身特点的分析,提炼出数字社会创新具有包容性、互动性、扩散性和技术性四大特征,并探讨了国外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对于中国的现实启示。

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要做好组织化这篇文章

一、为何要组织化近期,我国农业发展目标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等,需要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角度考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乡村经济、乡村社会都在重新塑形。在这种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互动仪式链下球迷社群的情感符号分析

以足球迷为例,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研究视角,解读球迷之间互动仪式链的形成和机制,结合案例揭示其中情境、情感与符号的作用逻辑。研究还发现目前球迷社群的互动仪式链存在着情境变动、情感降温、符号复杂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设计多元情境、凝聚集体情感和宣传新生符号等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31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

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理论研究成果,本文从合作社运行机制的基本维度、行为(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等三个维度出发,采用农业部为了解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各方面情况而专门制作的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问卷,对浙江省31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调查,最后通过应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研究手段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经营活动、治理活动和外部环境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营活动的影响较大。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合作社财务绩效提升的针对性对策建议。

转型中的供销社——问题、产权与演变趋势

供销社正处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其演变趋势关系到供销社独特的制度安排的存在合理性。目前,供销社面临着组织定位模糊、组织功能萎缩、组织基础涣散以及经营绩效不理想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其产权制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就整体而言,在供销社现存的行政化取向、企业化取向和回归“三农”取向中,供销社回归“三农”是唯一现实可取的取向。但是,选择这种取向并不简单,它需要供销社进一步进行深刻的改革,这也意味着供销社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应是安排恰当的最终所有者和构建科学的治理结构。

供销社“去内卷化”路径探析——浙江“三位一体”改革之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革,供销社日益偏离组建初衷,呈现出组织旨趣盈利化、业务非农化、产权“悬浮化”、治理非民主化等“内卷化”特征,虽经多次改革但收效甚微。浙江以习近平提出的综合合作思想为指南,将“三位一体”农合联建设与供销社综合改革紧密结合,依托农合联的非盈利组织宗旨、开放组织边界、多元治理结构、创新生态系统属性等特征,通过“增量改革”推进供销社“存量改革”,为供销社“去内卷化”开辟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浙江路径。

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现实走向:制度、立法和国际比较——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和立法安排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农民合作组织已被视为中国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路径。在全球化背景和市场竞争环境下,合作社面临着多元的挑战和机遇。就国际经验而言,合作社发展的深层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对合作社本质规定的尊重和改革的平衡。而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当务之急是通过加强合作社内部建设和加快立法进程以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组织化小农与小农组织化

在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背景下,小农组织化是实现有机衔接的有效路径。遵循这样的理论观点,本文从“组织化小农”的概念、形态与特征谈起,认为组织化小农的形态主要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自组织和农业产业价值链体系等,而特征包括阶段性、合宜性、多维性和强自主性。目前单靠小农自身的力量难以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通过小农组织化助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主要包括目标与绩效机制、行动者机制和治理机制等。同时注意到,理应成为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行动主体和受益主体的小农户,在小农组织化进程中却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而且容易出现精英俘获、集体行动困境、强制协作发展等现实困境。通过组织化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必须努力实现从“偏利共生”走向“合意的偏利共生”,即通过产权共享动力机制、合意利益分配机制及持续共生经营机制实现产业链之间的动态共进演化,实现小农户利益维护和可持续内生发展。

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内涵特征、演化路径与应对方略

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可以理解为成员特征的差异性,包含资源禀赋、入社动机与参与行为3个维度。成员异质性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内部环境特征,由农民群体的加速分化、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合作社发展等因素造成,短期内难以消除。异质性成员参与会形成如惠顾驱动、投资驱动、管理驱动和规范驱动等不同的发展路径。成员异质性并不必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但要使合作社业绩成长与规范运作并举,兼顾效率与公平,需要考虑以组织业务需求为导向吸纳资源禀赋异质性成员,以个体自愿自主为原则吸纳入社动机异质性成员,以先进引导示范为准则消除参与行为异质性成员。

要走向农民合作社联盟吗——美国衣阿华州农民合作组织考察报告

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强劲,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通过对美国衣阿华州农业合作社及其联盟组织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发现美国农业合作社非常兴盛,遍布农村区域,为广大农场主提供了生产、储运、销售以及生活等方面的服务,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德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及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一、德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概况德国是世界合作社组织的发源地之一,自1864年莱弗森创立德国第一个合作社——黑德斯道夫信贷合作社以来,已有140多年的发展历史。大致说来,德国合作社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德国合作社的初始发展阶段。十九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