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新变化与防治对策研究——以两岸司法互助协议之实践为切入点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作为电信诈骗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短短十年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台湾到大陆再到东南亚乃至非洲、南美洲的发展阶段,且近年来日益高发并呈现出技术升级、分工细致、并发洗钱、抢劫犯罪等新特点。两岸虽于2009年签订《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但限于协议的粗线条与操作层面的分歧,实务中共同打击的成效并不乐观。分析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新特点,总结打击困境的原因,探索新形势下的防治对策,对于规范经济秩序、促进两岸司法互助具有重大意义。

审判中心视野下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问题研究──基于海峡两岸司法个案判例之比较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报道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逐渐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与重视。由于此类犯罪大都在隐秘地点及状态下进行,除未成年人自己挺身而出外,不易被发现。未成年人因年龄关系,心智与语言能力有限,其在性侵害案件中的言词证据可否被采信;其可信度又有多大?这些问题已成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司法机关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公正或效率:关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探索的冷观察——以台湾地区认罪协商制度之实务运作为镜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程序化,要求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在办理程序上适当从简,在实体处理上适当从宽。然而,公正和效率从来都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如何在确保公正的基础上实现效率是各国(地区)司法都需面对的问题。台湾地区适用认罪协商制度已有十余年的实务经验,以他方制度运行为镜鉴,能够为大陆构建符合本土实际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有益启发。

重复性供述证据能力之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两岸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2017年6月两高三部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对重复性供述进行了界定,并确立了原则加例外的排除模式,然而此种例外模式能否准确涵盖不正当讯问与重复性供述之间所有的阻断因素则不无疑问。因此,从司法实例出发,研究影响被询问人重复性供述任意性的因素,并通过两岸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比较,以完善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防范冤错案无疑是有所裨益。

网络犯罪语境下的电子数据同一性问题研究

以电子信息为基础的网络时代,在给人类工作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各种新型犯罪问题。而作为犯罪侦查基础的电子数据,由于与传统证据存在性质、特点上的巨大差异,其存在着真实性与同一性认定上的困难,给网络犯罪案件的侦审造成诸多困惑。因此,以司法实务所涉及电子数据的案件样本展开分析,同时借鉴美国联邦法律对本论题的规定与见解,对检察机关适应网络时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非制式枪支散件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互联网和物流快递行业的迅猛发展,网络涉枪案件呈现逐年递增态势,查缉非制式枪支散件数量日益增多,由此产生非制式枪支散件定义泛化、枪支散件鉴定规则不明及组装枪支的行为定性难等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审查专用性来界定枪支散件的范畴,明确枪支散件抽样鉴定的适用条件及规范程序,准确认定组装枪支的行为性质等,以促进规范打击网络制贩枪支犯罪。

毒品案件共同被告人供述证据的补强规则--兼议海峡两岸口供补强规则之差异与借鉴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在原有口供补强规则之上,不仅增设了印证证明模式,还明确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补强标准。由于大陆的供述证据补强规则并未形成规范体系,特别是毒品犯罪的证明标准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因此有必要对该类案件共同被告人供述应适用的补强规则展开探讨,并通过与台湾地区自白补强规则的比较,形成该类案件供述证据补强规则的基本构架,以准确打击毒品犯罪。

比较视野下涉众型经济案件追赃挽损机制研究

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逐渐呈现组织化、精细化、巨额化等特点,被害人多、涉案金额大且追赃困难,给金融管理秩序、公民个人财产乃至社会安定稳定造成巨大破坏。对此类案件的犯罪所得应当从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初就给予相应干预,其后法院的判决方才不至于落空,这也是犯罪所得保全扣押制度的现实意义。

论“捕诉一体”后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期间律师阅卷权——以两岸相关制度的比较为例

'捕诉一体'的检察权内部配置改革,不仅涉及检察机关的机构人员整合,也为审查逮捕的诉讼化建构提供了契机。审查逮捕诉讼化所伴生的辩护律师阅卷制度必然将对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不公开原则产生冲击,如何在发现事实真相与保障人权之间取得平衡,进而构建符合实际的审查羁押期间辩护律师阅卷制度,已成为深化司法改革所要面对的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没收保全制度研究

'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要件,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成势、为恶一方的基础。从经济源头上打击涉黑组织犯罪已成各界共识,且司法解释已为该类犯罪制定了特别的'等值财产'没收规定。然而在实务操作层面却并不尽如人意,最大原因在于没收保全制度没有匹配规定与同步推进。台湾地区于2016年7月开始推行犯罪所得没收新制,以他方制度为镜鉴,或能为祖国大陆构建符合本土实际的涉黑犯罪所得没收追缴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海峡两岸检察制度改革的比较与借鉴——2017年海峡两岸检察制度交流研讨活动综述

10月31日，2017年海峡两岸检察制度交流研讨活动在福建省莆田市召开，会议由福建省检察官协会、厦门大学法学院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究中心主办，莆田市检察官协会承办。来自两岸的检察官代表以及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权定位、认罪协商制度改革及人权司法保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廉洁职业精神之养成与监督机制构建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①为检察机关建构法治工作队伍指明了方向。曹建明检察长指出：“检察机关既是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反腐败的重要职能部门。

两岸比较视野下涉众型经济案件追赃挽损机制研究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剧增,日渐网络化、职业化、精细化,被害人数多、涉案资金巨大且挽损率极低。固于制度设计的滞后性,虽能及时抓获并惩戒犯罪分子,却无法及时为被害人追赃止损,导致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在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初即保全处置犯罪所得,能够保障判决的最终落实。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目击者单一指认的证据能力及其制度完善——以海峡两岸指认程序比较为视角

目击者单一指认是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查明案情的方法,在确认犯罪嫌疑人、明晰侦查方向、侦破案件等方面具有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及审查规则的不完善,造成单一指认虽在办案中大量运用,却无法进行有效规制,证据能力不明,证明力亦大打折扣,甚至于指认错误往往成为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从两岸在指认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务的差异出发,分析该制度的必要性与改进路径,对司法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