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低剂量螺旋CT肺癌筛查效果评估

背景与目的低剂量螺旋计算机断层扫描(low-dos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LDCT)已被推荐应用于高危人群的肺癌筛查。我国LDCT筛查研究少,随访时间较短,且高危人群的定义不同。本研究基于上海市闵行区肺癌筛查项目,评估LDCT应用于我国人群肺癌筛查的中长期效果。方法上海市闵行区肺癌筛查项目于2013至2017年实施,共纳入26,124名40岁及以上合格参与者,并以同期闵行区全体适龄人群为对照。通过筛查登记系统及与上海市肿瘤登记和死因登记系统链接,获得所有对象至2020年12月31日的肺癌发病及全死因死亡信息。计算筛查人群相比于全人群对照的肺癌标准化发病率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及95%CI,比较筛查人群与非筛查人群中肺癌病例的早期率(0-Ⅰ期)、病理类型及5年观察生存率,分析LDCT筛查与肺癌病例全死因死亡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及95%CI。结果筛查人群的肺癌粗发病率为373.3/10万人年(95%CI:343.1-406.1),标化发病率为70.3/10万人年,相比于总人群的SIR为1.8(95%CI:1.6-1.9),且在随访期内随时间推移而下降。筛查组病例中早期肺癌占比49.4%,显著高于同期非筛查病例中的38.4%(P<0.05);肺腺癌占比40.7%,显著高于非筛查病例中的35.9%(P<0.05);5年观察生存率为53.7%,亦显著高于非筛查病例的41.5%(P<0.05)。与同期非筛查病例相比,筛查组病例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30%(HR=0.7,95%CI:0.6-0.8)。结论本次纳入的筛检人群肺癌发病风险较高;LDCT筛查有利于肺癌的早期检出,提高生存率,在降低人群的肺癌疾病负担方面具有一定潜力。

健康素养和运动干预对上海市2型糖尿病患者医患沟通满意度的影响

目的评估健康素养和运动干预对2型糖尿病患者(T2DM)医患沟通满意度的影响。方法基于2015年2月-2016年3月开展的一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该试验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从上海市长宁区和闵行区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募800名T2DM患者。以社区为“群”,将患者整群随机分为健康素养干预组、运动干预组、综合干预组(健康素养+运动)和对照组。在基线、干预第3、第6、第12个月(干预结束)和干预结束后1年收集患者基本特征、医患沟通质量和糖化血红蛋白(HbA 1c)等信息。采用汉化版人际照护过程量表(c-IPC)评估医患沟通质量。用广义估计方程评估干预提高患者医患沟通满意度的效果。结果c-IPC在该人群中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中位得分74分(IQR:66~80),沟通满意度(>72分)为56.9%。与基线相比,随访期间3个干预组及对照组的医患沟通满意度均显著增加,但未发现干预组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相对于常规护理,健康素养和运动干预未改善患者医患沟通满意度。提示两种干预方式可能并非通过改善患者医患沟通满意度而降低患者HbA 1c水平。

上海市区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趋势分析

目的 对 1972～ 1999年上海市区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病率进行统计 ,分析其发病趋势及变化原因 ,为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根据上海市肿瘤发病登记处收集的 1972～ 1999年的上海市区卵巢癌、宫颈癌、宫体癌和不明部位子宫癌的病例资料和相应年份的人口资料 ,分别计算各年龄组的年龄别发病率。并采用直接法计算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 ,对数线性回归法计算标化率的年变化率 (Annualpercentagechange ,APC) ,并对病例数进行加权计算。结果 1972～ 1999年上海市肿瘤登记处共登记卵巢癌 6 10 6例、宫颈癌 80 6 3例 ,宫体癌 3933例和不明部位子宫癌 1312例。 2 8年来 ,宫体癌和卵巢癌的标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分别从 1972～ 1974年的 2 .4 9/10万和 4 .77/10万上升至 1996～ 1999年的 4 .75 /10万和6 .88/10万 ,年增长率分别为 3.0 %和 2 .0 %。同期宫颈癌的标化发病率从 2 6 .6 6 /10万快速下降至 2 .18/10万 ,年下降率达 10 .5 %。不明部位子宫癌的标化发病率亦呈下降趋势 (P <0 .0 1)。宫体癌以 5 5～ 6 4和 6 5～ 74岁组发病率上升最快 ,年增长率分别为 2 .5 %和 3.3%。卵巢癌各年龄组的发病率均有上升趋势 ,年变化率都在 1.0 %以上。宫颈癌发病率下降最快的年龄组是 4 5～ 5 4和 5

恶性肿瘤家族史与子宫内膜癌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

目的 研究一级亲属恶性肿瘤家族史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方法 采用全人群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 ,收集1997年 1月～ 2 0 0 0年 6月诊断的 30～ 6 9岁 ,具有上海市区常住户口的子宫内膜癌病例及其对照一级亲属的恶性肿瘤家族史 ,分析恶性肿瘤史在病例与对照组一级亲属中的分布情况及其对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影响。结果 病例组中有较多的一级亲属患有恶性肿瘤 (调整OR =1 3,95 %CI 1 0～1 7) ,尤其是结肠直肠癌 (CRC) (调整OR 6 1,95 %CI 1 8～2 1 1)和子宫内膜癌 (调整OR 4 8,95 %CI 1 0～ 2 2 1)。调整年龄、一级亲属人数、体质指数 (BMI)、腰围臀围比 (WHR)、月经生育史和避孕药的使用、饮食等可能的混杂因素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 ,一级亲属中恶性肿瘤史、子宫内膜癌家庭史和CRC家族史的OR值仍有意义 ,且分别上升为1 4(95 %CI 1 1～ 1 9) ,5 2 (95 %CI 1 1～ 2 5 3)和 8 9(95 %CI 2 5～ 31 3) ,但家庭史和这些危险因素对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无交互作用。一级亲属中恶性肿瘤史、子宫内膜癌家庭史和CRC家族史的人群归因危险度分别为 9 5 %、1 6 %和3 2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 ,子宫内膜癌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子宫内膜癌和结肠直肠癌家族史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哺乳与子宫内膜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哺乳对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影响.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1997年1月～2001年12月确诊的30～69岁、有上海市区户口的832例子宫内膜癌病例与随机抽取的846例全人群对照进行生育及哺乳史的调查,取其中有活产史的病例754例和对照805例,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以评估哺乳对子宫内膜癌发生的比数比和95%可信区间.结果在有活产史的妇女中,哺乳者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低于从未哺乳者,OR=0.76,95%CI:0.56～1.03.随着累积哺乳月数和每次活产平均哺乳月数的增加,发生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呈显著的下降趋势(趋势检验P值分别为0.05和＜0.01).这种下降趋势亦见于末次哺乳年龄与子宫内膜癌的联系中,而且随着停止哺乳年数的增加,哺乳的保护作用下降.未见哺乳与活产次数的交互作用.结论哺乳,尤其是近期哺乳,有可能降低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危险.

吸烟、饮酒与子宫内膜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吸烟、饮酒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方法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调查上海市1997年1月-2002年12月确诊的、年龄30～69岁的子宫内膜癌患者（n=995）和全人群对照（n=1 087）的一般情况、月经及生育史、饮食及营养素、个人生活习惯、体力活动、疾病及家族史等资料,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吸烟及饮酒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结果与从未吸烟者相比,目前吸烟者患子宫内膜癌的OR值为0.48（95%CI：0.22～1.06）,但无统计学意义;未发现吸烟年限、开始吸烟年龄等因素与子宫内膜癌有关.与从未饮酒者相比,目前饮酒者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降低,后者调整后OR为0.19（95%CI：0.09～0.41）,P＜0.01;以从未饮酒者为参比组,开始饮酒年龄≥30岁及＜30岁组的OR分别为0.63（95%CI：0.34～1.16）和0.41（95%CI：0.19～0.86）,趋势检验P=0.006 1.结论饮酒可能对子宫内膜癌有保护作用;吸烟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CYP1A1 MspI多态性与子宫内膜癌易感性的病例对照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上海市区子宫内膜癌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发病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子宫内膜癌的发病机制目前还不十分明确，多数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因素都与雌激素有关，雌激素水平升高导致的内膜增生及DNA损伤被认为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主要机制。

宫内节育器与子宫内膜癌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宫内节育器(IUD)使用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调查上海市区1997年1月～2000年12月间确诊、年龄在30～69岁之间的子宫内膜癌患者(n=1204)和普通对照人群(n=1212)的一般情况、月经生育史、饮食、个人生活习惯、口服避孕药(OC)及宫内节育器使用情况、疾病及家族史等。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宫内节育器使用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结果上海市区女性所使用的宫内节育器类型主要为金属环和V型塑料环,分别占使用者的68.1%和20.7%。与从未使用过宫内节育器的女性比较,使用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显著降低。调整后OR=0.57(95%CI=0.47～0.69),且随使用时间增加而降低。分层分析显示,在从未服用口服避孕药的女性中,曾使用IUD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危险降低,OR=0.51(95%CI=0.41～0.64)。结论绝经前后女性使用宫内节育器可能会降低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1972～2000年上海市长宁区恶性肿瘤发病趋势

[目的]对上海市长宁区居民1972～2000年的肿瘤发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各种肿瘤的发病情况及变化趋势。[方法]病例按照国际疾病分类(ICD鄄9)进行编码。根据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性别、年龄构成采用内插法和外推法估算各年的年龄组平均人口数。分析1972～2000年恶性肿瘤发病趋势,标化率采用世界标准人口进行计算。发病率年变化百分比用对数直线回归法估计,并用病例数加权。[结果]1972～2000年间,男性所有部位肿瘤标化发病率从260.46/10万降至205.35/10万,女性从185.26/10万降至165.14/10万。其中,男女性食管癌和女性宫颈癌的发病率下降幅度最大,约为50%,胃癌和肝癌的发病率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男女性结肠癌、胆道癌,男性前列腺癌,女性子宫体癌、肾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发病率上升很快,上升幅度达100%及以上。男性直肠癌、男性肾癌、女性乳腺癌、卵巢癌的发病率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结论]1972～2000年间上海市长宁区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发生较大变化,有升有降,上述发病率的变化趋势提示除了诊断水平和登记情况的改善外,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其它环境暴露因素的变化可能起着重要作用,需进一步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明确危险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日本生活方式疾病防治策略及启示

为启发和普及国民对于生活习惯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个体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建立国家、社会、个体协作机制,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导入了＂生活习惯病＂概念,也即生活方式疾病。其疾病预防对策也从早发现、早治疗为目的的二级预防和疾病康复和社会回归为目的的三级预防转向更加重视个人生活习惯改善及健康促进的一级预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并总结日本经验，以期对我国生活方式疾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肿瘤监测数据的生存分析方法比较

肿瘤监测数据通常采用队列法和完全法计算长期生存率，以反映不同癌种对生命的危害程度，并用于评价公共卫生决策和治疗措施的远期效果。这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生存率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及时反映当前的生存率信息。近几年来，现时生存分析、分期调整现时生存分析、混合法和预测法在肿瘤监测数据分析中的应用引起了重视。本文将比较上述几种方法的概念及原理、应用条件、优缺点及计算方法，并介绍应用实例。

人尿液中异黄酮水平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

目的:探讨人尿液中异黄酮水平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200例子宫内膜癌病例和200例对照者尿液中4种异黄酮组分进行检测。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分析尿液中4种异黄酮组分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尿液中染料木黄酮(genistein)的水平较高,病例组和对照组尿液中genistein水平的中位数(第25%百分位数,第75%百分位数)分别为4.72(1.19,10.79)nmol/mgCr和2.43(0.90,9.16)nmol/mgCr,P<0.05。其他3种大豆异黄酮组分在尿液中的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调整了年龄、初潮年龄、行经年数、是否服用口服避孕药、体质指数、腰臀比等混杂因素后,未发现尿液中异黄酮水平与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有关。结论:人尿液中4种异黄酮组分的水平与子宫内膜癌之间没有关联。

芬兰慢性病防控成功案例分析及启示

芬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探索了一种通过创造健康的环境、改变人群生活习惯和发挥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组织的预防功能。从源头上降低全人群中主要导致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水平的新型慢性病防控模式，充分体现了对慢性病防治的综合途径，该项目被誉为心血管疾病干预成功的典范。芬兰慢性病防控模式的经验表明，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高发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专家指导、发动社区的模式可以大大地降低发病率，改善人口健康水平。

医学新技术转化应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医学新技术转化应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实现新技术成功转化的关键路径。系统回顾了医学新技术的传播模式及影响医学新技术转化应用的相关因素,包括社会发展及经济因素、医院因素、医生因素、技术特性与卫生技术评估证据因素、社会网络因素、利益相关者推动因素、患者因素等,以期为后期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上海社区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素养调查

目的了解上海社区血糖控制不佳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文字健康素养及数字运用能力,探讨健康素养与血糖控制水平的关联。方法 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期间,从上海市闵行区和长宁区8个社区中分别招募最近一次糖化血红蛋白(HbA1c)检测值≥7.5%或空腹血糖测量值≥10 mmol/L的2型糖尿病患者共800名,采用统一的调查表开展问卷调查,并进行身体测量和HbA1c检测。患者的文字健康素养评估采用经过汉化、修改以及信度和效度评估的健康素养管理量表(Health Literacy Management Scale,HeLMS),算术能力评估采用汉化修改后的糖尿病算术能力测试表(5-item version Diabetes Numeracy Test,DNT-5)。结果本次调查对象中,93.5%的患者具备一定的文字健康素养,HeMLS整体得分中位数为116(四分位数间距为108~120)。DNT-5整体答对率中位数为80%(四分位数间距为60%~100%)。患者的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与文字健康素养水平及算术能力均有显著关联,性别和收入水平与患者的文字健康素养水平关联密切。未发现患者HeMLS得分高低与HbA1c水平有显著关联(P=0.383),但DNT-5答对率越低、HbA1c值越高。DNT-5答对率最低组HbA1c中位数为8.3%(7.7%~9.4%),显著高于中间组的8.2%(IQR:7.5%~9.2%)和最高组的8.0%(7.5%~8.8%)(P=0.009)。结论本次上海社区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素养较高,且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类型以及收入水平有显著关联,算术能力可能是比文字健康素养更为重要的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影响因素。

健康素养和运动干预对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医疗不信任的影响研究

背景医疗不信任可降低患者的医嘱遵从度和服药依从性,影响临床结局,可通过有效的干预得以改善,但相关研究较少。目的评估健康素养干预和运动干预对2型糖尿病(T2DM)患者医疗不信任的影响。方法本研究基于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开展的一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RCT)。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在上海市闵行区和长宁区各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糖尿病管理系统中招募T2DM患者800例,以社区为群随机分入对照组和3个干预组。所有患者接受常规护理,3个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分别实施基于提高糖尿病教育伙伴关系(PRIDE)工具包的健康素养干预、运动干预、健康素养+运动干预(综合干预)。基线时和干预实施3、6、12个月后及干预结束12个月后对患者开展调查,调查工具包括汉化版健康素养管理表(c-HeLMS)、汉化版糖尿病计算能力测试量表(c-DNT-5)、汉化版医疗不信任指数量表(c-MMI)。采用广义估计方程评估干预效果。结果最终纳入780例患者。c-MMI量表在本人群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sα系数为0.826。c-MMI的中位得分为31(7)分,医疗不信任(≥30分)率为65.9%(514/780)。随访期间,四组患者的c-MMI得分及医疗不信任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与对照组相比,健康素养干预组在3、6个月时医疗不信任风险下降,OR(95%CI)分别为0.42(0.23,0.78)和0.46(0.24,0.88);运动干预组在6、12、24个月时医疗不信任风险下降,OR(95%CI)分别为0.50(0.25,0.99)、0.43(0.22,0.86)、0.37(0.19,0.72);综合干预组在6个月时医疗不信任风险降低,OR(95%CI)为0.30(0.16,0.56)。结论基于PRIDE工具包的健康素养干预和步行运动干预均可有效降低T2DM患者的c-MMI得分,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医疗不信任。

健康素养及运动干预对2型糖尿病患者身体测量指标的影响

目的评估健康素养和运动干预对2型糖尿病患者体质指数(BMI)和腰臀比(WHR)的影响。方法从上海市闵行区和长宁区选8个社区,整群随机分为健康素养组、运动组、综合组和对照组,招募800例患者,每组200例。干预组分别接受1年的健康素养和/或运动干预,并在第3、6、12和24个月进行随访,测量身高、体重、腰围和臀围。运用广义估计方程评估干预措施在各时间点对患者体型的影响。结果健康素养组在6、12和24个月时BMI均显著低于基线水平(P<0.05),其超重风险也明显下降,分别为基线时的55%(95%CI:0.36~0.84)、57%(95%CI:0.38~0.85)和59%(95%CI:0.49~0.88),但与对照组相比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运动组基线时腹型肥胖(WHR≥0.90)的男性患者WHR在3、6、12和24个月时均较基线显著改善,呈线性下降趋势,且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基线时腹型肥胖(WHR≥0.85)的女性患者中,运动组和对照组在前3次随访中WHR较基线明显下降,而综合组仅在3个月时下降0.026 (P=0.005)。结论运动干预可有效降低腹型肥胖糖尿病患者的腰臀比,可在肥胖患者中推广使用,以期改善其预后。

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患者参与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通用概念的医学新技术及无创产前检测技术临床应用中的患者参与决策,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选取东西部的上海、福州、泉州、成都、南充5城市18家医院为样本点,对医院妇产科孕妇及其他科室患者进行调研,问卷为自主设计,包含通用新技术及具体新技术(NIPT技术)两个视角,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共调查233名孕妇和554名其他科室患者;69名(占41.12%)孕妇和310名(占64.32%)患者的参与决策量表得分为"较高";孕妇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险情况、医疗服务满意度,对孕妇参与决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通用新技术,城市地区、是否本地人员、患者对新技术的态度、医疗服务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多数患者参与了新技术诊疗决策,但其实际程度仍待提高;多因素影响患者决策参与,对于不同新技术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建议多途径促进患者合理地参与决策,推动医患共同决策模式的建立。

浦东新区社区居民血压测量值与身体测量指标关系的横断面研究

目的分析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居民身体测量指标与血压测量值之间的关系,找到与高血压最相关的指标,为高血压高危人群的筛选提供最优预测指标、方法和依据。方法2008年4~7月期间,采用三阶段抽样方法,从上海市浦东新区随机抽取15岁及以上社区居民5 927人进行问卷调查,同时进行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及血压的测量。使用SAS 9.1和Stata 1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characteristics,ROC）分析用于评估每个身体测量指标作为高血压预测因子的准确性。结果调查对象中高血压患病率达30.25%,男性略高于女性,高龄组显著高于低龄组（P=0.000 1）。随着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腰围（waist circumference,WC）、腰臀比（waist-to-hip ratio,WHR）或腰围身高比（waist-to-height ratio,WHtR）的增加,各年龄组高血压患病率均呈显著上升趋势（P=0.001）。除了20岁以下的男性,高血压患者的BMI、WC、WHR和WHtR显著高于血压正常者（P〈0.05）。这些测量指标与血压测量值呈显著的正相关（P〈0.000 1）。不同性别和年龄组人群中,高血压与这些指标的关联强度不同,每个十分位变化的OR值介于1.13~1.46,低龄组关联更强,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P〈0.05）。BMI、WC、WHR和WHtR预测高血压的效果总体上不太理想：WHtR较好,男性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curve,AUC）达0.701 1,女性为0.723 9;WHR最差,男性AUC为0.652 0,女性AUC为0.670 1。各指标在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预测效果有较大差异,但WHtR的预测效果优于WC和WHR。结论年龄、性别、BMI、WC、WHR和WHtR都与高血压有显著关联,但使用身体测量指标预测高血压的价值有限。在社区进行高血压高危人群的筛选时可考虑根据性别和年龄选择相应的身体测量指标。

2010-2020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糖尿病死亡及早死概率空间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背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糖尿病发病率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但目前糖尿病城乡分布的研究依然较少。目的了解2010—2020年浦东新区居民糖尿病死亡率与早死概率现状的空间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区域内糖尿病防控策略提供参考。方法2021年5月,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户籍居民死亡数据库为基础,从中筛选2010—2020年报告的糖尿病死亡资料进行分析。分别计算浦东新区各街道、镇居民糖尿病死亡的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早死概率及年变化百分比(APC)分析浦东新区糖尿病死亡现状与变化趋势,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绘制糖尿病死亡的空间分布图并分别开展趋势面分析与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2010—2020年浦东新区居民糖尿病粗死亡率为37.90/10万,标化死亡率为16.90/10万,早死概率为0.52%。2010—2020浦东新区居民糖尿病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及早死概率呈上升趋势(APC_(粗死亡率)=5.59%,Z=13.887,P=0.001;APC_(标化死亡率)=2.06%,Z=4.547,P=0.001;APC_(早死概率)=1.50%,Z=2.476,P=0.035)。趋势面分析结果显示,浦东新区居民糖尿病粗死亡率与标化死亡率由北向南逐步降低,早死概率在南北方向上呈中间高两端低的趋势,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及早死概率的APC由北向南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在东西方向上,糖尿病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与早死概率均呈两端高中间低的趋势,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及早死概率APC呈中间高两端低的趋势。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浦东新区居民糖尿病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与早死概率均呈空间正相关(P_(粗死亡率)<0.001,P_(标化死亡率)<0.001,P_(早死概率)=0.003)。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粗死亡率与标化死亡率的高-高聚集区域为浦东新区西部,均包含6个街道与1个镇且存在部分地理重叠;标化死亡率低-低聚集区为浦东新区中部的川沙新镇与宣桥镇;浦东新区西部包含3个街道及2个镇的区域为早死概率的高-高聚集区。结论2010—2020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糖尿病死亡率处于较高水平并呈上升趋势,浦东新区西部城区居民糖尿病粗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较高,中部城郊结合地区居民糖尿病死亡率上升速度较快,应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