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臂管辖”下技术管制问题的制度成因、法律应对与全球治理

美国基于其科技霸权地位对中国企业施以单方制裁,在“长臂管辖”下对中国企业形成技术管制。从制度分析出发,探讨“长臂管辖”下技术管制问题的成因,通过规范分析梳理中国的法律应对和产权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可以克服反制中的“公地悲剧”问题,提升法律反制的有效性;调整中国专利法中的新颖性宽限期制度可打通技术文献的产权化路径,为产业界提供有效激励。美国技术管制措施自身存在矛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应该采用积极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将产业链与世界深度融合,积极参与重塑全球科技和贸易体系。

高校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江苏高校专利工作为视角

我国高校目前存在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不断攀升与专利实施率低、专利维持时间短、授权专利质量不高等现象和问题。究其根源是高校对专利制度的误读及由此导致的实施误区。如何改善专利工作以达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要求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专利制度设置目的和高校实际情况出发,未来高校专利工作应以促进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增大高校专利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目标,以提升专利质量为核心,保护与实施并举,以管理制度、服务模式创新为突破口,全面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规制专利申请行为：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草案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引入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规制专利申请行为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当前非正常专利申请问题突出之时。然而,该草案中有关诚实信用原则在专利法领域所适用的对象、行为方式以及法律后果等尚不明晰,专利审查部门在专利审查过程中能否直接援引适用也不明确,该草案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空洞化。我国可以借鉴美国联邦法院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在司法审判和专利审查过程中适用不正当行为原则的经验和教训,具体化专利法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以有效规制专利申请行为。

中国专利促进政策的反思与调整——目标、机制、阶段性和开放性问题

中国目前专利申请量的增加与创新能力的表现之间仍然存在较大落差,近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报告和欧盟中国商会发布的报告对于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分析反映出上述问题。专利促进政策应从偏重"数量"激励转向以"质"为核。既往专利促进政策存在着阶段性定位不清,超前与滞后并存,忽视市场机制功能,存在不合理的计划性思维以及开放程度不高,过度倾斜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构建良性运转的创新制度体系,必须跨越这些藩篱。

网络服务提供者专利法规制——《侵权责任法》第36条在专利法领域的具体化和专利法四修修正案草案第71条的完善

专利法领域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根据其是否通过网络服务帮助网络用户许诺销售或销售专利产品的标准来认定,而不是根据其业务类型来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应当承担有条件的移除义务,而不是立即移除义务,该条件为权利人提供生效法律文书。转通知义务独立于移除义务,具有特定的法律价值和功能。网络服务提供者位于网络信息交互的中心,权利人和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利益平衡依赖于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权利人和网络用户均承担及时转通知义务。

专利何以运营:创新、市场和法律

专利运营是将专利作为一种商品,通过市场化运作以实现其价值的市场行为。影响专利运营效果的因素很多,文章认为专利运营具有技术、经济和法律三重属性,其效果主要受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技术属性体现为专利运营的对象是以专利形态体现的创新技术成果,创新技术成果是专利运营的核心;经济属性则体现为专利运营是一种市场化行为,专利的经济价值只有在市场条件下才能得以体现,市场是所有问题的大背景;专利运营的成败还有赖于法律对专利运营行为的合法性给予确认和保障,法律是专利运营的制度性条件和保障。

威斯康星之路与WARF奇迹：高校技术转移实现模式选择

高校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之一,美国为提高联邦政府投资高校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率,制定实施了《拜-杜法案》,将联邦政府投资所生之发明创造获得专利的权利授予项目承担单位,刺激了高校申请专利并向产业界许可专利的积极性,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政府也借鉴美国《拜-杜法案》的做法,2002年就已在有关文件中规定将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的科研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授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2007年12月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也对这一做法在立法上加以确认。然而,一项好的制度的实施需要有相应的具体实施机制以及配套环境,美国高校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出多种大学技术转移的模式,长期以来,国内较为关注斯坦福大学的OTL模式,而忽视对其它模式的研究和借鉴,本文拟通过对威斯康星大学校友研究基金会的实践研究,揭示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就如何改进我国高校技术转移工作,特别是技术转移实现模式的选择,发表一孔之见。

版权并购交易的风险及其防范

版权并购交易,即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方式,实现版权的集中转让和获取。与单项进行的版权交易相比,版权并购交易由于其集中性、一次性,大大降低了版权交易的成本,有利于并购方集中获取被并购方的优质无形资产。

权利的不确定性与专利法制度创新初探

专利法的实施目前面临诸多错综复杂而难解的问题,甚至动摇了人们对专利制度的认识。专利制度如何在适度保护专利权的同时产生有效的创新激励,如何避免专利制度的不当运用、防止专利制度从技术创新的发动机蜕化为技术创新的障碍并成为发达国家遏制后发国家崛起的工具,这就需要从财产基本制度出发挖掘专利的制度性问题,并经由对专利制度的理性基础和财产制度的理论分析,揭示专利权存在的权利不确定缺陷及其制度根源,进而探讨专利制度改革的可能途径和方案。

问题专利探析

"问题专利"一词在各类文献中的使用率颇高,然而"问题专利"的具体界定、法律性质、应对措施等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基于对现行专利审查制度存在缺陷的共识,目前多数研究的兴趣集中于对该制度的批判上,却未见到完善审查制度的可行方案。考察问题专利自申请提出到做出授权决定这一系统过程可得出如下结论:问题专利的始作俑者——申请人应纳入法律调整的视野,强化申请人义务,对不正当行使专利申请权者除驳回其申请外,如果构成权利滥用,应对其施以一定的法律责任,以遏制问题专利的泛滥。

不正当行为抗辩制度之移植可行性及设计构想——基于《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增加了"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但尚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遏制恶意诉讼、促进建立和维护创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积极作用。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可借鉴美国的不正当行为抗辩制度,当有证据表明原告违反了诚信与善意义务、不正当地获取专利时,被告可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这一抗辩,如果法院认定不正当行为成立,则会判定涉案专利将不具有可执行力。中国可参考已有的现有技术抗辩制度,来移植美国的不正当行为抗辩制度,并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专利资助政策与专利制度运行:中国实践与反思

专利资助政策是近年来中国专利申请量高歌猛进的重要推力,在我国专利申请繁荣的背后,专利维持时间较短、转化率低也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与专利资助政策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专利制度以市场为运行基础,专利制度下的发明活动实属市场行为,专利申请费等作为发明人获得专利权保护的代价之一,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促使发明人理性对待专利,防止专利申请目的异化。然而,当前实施的专利资助政策从总体上看削弱了专利制度运行的市场基础,政府应当改变过度干预的行政理念。应调整以专利资助为代表的公共政策,将发明市场的正常活动,创新资源的配置,交由市场决定,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于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强化专利审查力度、惩戒非正常申请、构建创新市场不可或缺的各种要素、运行条件以及市场环境。

实用艺术作品双重保护问题及裁判路径探讨

2014年6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将实用艺术作品列为作品种类之一,这表明立法者倾向于版权和专利权的双重保护,而非择一保护。主张择一保护在我国没有实体法依据。若送审稿获得通过,则司法实践应将双重保护原则以及请求权竞合规则作为裁判指引。

规范与经济分析:体育方法的不可专利性

巨大的商业利益使现代体育竞技充满竞争,能否通过对创新性体育方法授予专利权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已不再是理论上空洞的探讨和研究了,美、澳等国家已开始向体育方法发明提供专利保护。从现行专利法的规范分析看,虽然许多国家的专利法没有明文将体育方法专利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但是基于专利制度和体育竞技本质的分析,宜认定体育方法在体育竞技领域处于基础性的思想地位,也不满足传统专利法上的实用性要求,从而不应成为专利法保护的客体。从经济分析的视角看,专利制度并非为激励体育方法创新所必须。而且,如果给与体育方法以专利保护,将有可能降低比赛竞争的激烈性,导致比赛结果不确定性的丧失,影响竞技体育的魅力。因此,体育方法发明不应当被授予专利。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技术事实的查明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然而该类案件处理难度大,尤其是在技术秘密的审理过程中需要对技术事实进行查明。这一方面需要明确技术事实及其相关概念、原被告双方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组织和举证质证规则,另一方面必须创建有利于技术事实查明的判定主体路径。事实上,专利法中的相关概念和做法以及地方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此问题解决的思路和方法。有必要对技术事实的查明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促进商业秘密的审判实践日益完善。

“多余指定原则”是否多余——对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判例的研究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是否适用“多余指定原则”,一直是司法和理论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最高法院在近其提审的一件专利侵权纠纷案的审理中,表达了不赞成轻率适用该原则的意见,并对《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0条和第21条第2款作了解释,该案对于统一人们对“多余指定原则”的认识,颇具意义。然而,该判决仍有值得商榷之处。除正确理解《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0条和第21条第2款外,需要修订相关司法解释。

企业并购与植物新品种权：风险和防范

种企并购的规模、数量日益增长,植物新品种权正在成为知识产权竞争的又一热点。品种权在并购中存在诸多风险:权利的确定性、品种权主体及内容、繁殖材料、价值评估都存在风险;有关许可使用权、品种名称与商标等会产生权利冲突。另外,以品种权为目标的并购,也极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若跨境并购,在保护模式、审批等方面也会产生风险。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强化查证环节、重视信息的逻辑分析,围绕企业发展目标制定方案予以防范。

美国专利案件中的律师费承担规则及其发展

根据"美国规则",诉讼中一般是由双方各自承担律师费用,虽然美国《专利法》第285条特别规定,专利案件中的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律师费,但仅适用于"例外情况"。实践中,美国联邦法院对"例外情况"又设定了一定的门槛,导致该条的实际适用非常有限。美国新近的专利法改革措施之一是改变诉讼律师费用的承担规则,就在各方对此方案争论不休之时,美国的司法实践做出了积极回应,联邦最高法院在近期的两个案件中进一步明确第285条的适用条件,尝试让轻率发动专利侵权诉讼的原告在败诉时承担胜诉方律师费用,以引导专利权人慎重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有必要介绍和分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新近判决,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借鉴。

专利法中的商业秘密保护初探

对技术信息的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专利法保护模式与商业秘密法保护模式,专利法所保护的专利技术以公开为前提,而商业秘密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以秘密性为构成要件,公开与秘密的对立,强化了人们对专利制度与商业秘密制度的区别意识,以公开为前提的专利法似乎无须关心商业秘密,不过,专利制度仍可为商业秘密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立法应对此予以关注。

“拜一杜规则”与中国《科技进步法》和《专利法》的修订

如何促进政府投资所生之科研成果尽快向产业界转移,充分实现公共投资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一直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挑战。美国于1980年制定的《拜—杜法案》通过将政府资助所作之发明获得专利的权利划归完成单位,以产权激励的方式刺激此类创新成果的实施,并为此构建了被称为"拜—杜规则"的一整套颇为完备的制度,其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中国为提高政府资助科研所获得成果的产业化实施率,借鉴美国经验,在《科技进步法》中引入了"拜—杜规则"的核心内容。但是,仅有科技基本法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为充分发挥"拜—杜规则"的积极作用,《专利法》或者《专利法实施细则》中有必要充实这一规则的具体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