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北方的“崇教抑禅”与忽必烈时代的宗教秩序

“崇教抑禅”是元代宗教史上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多关注至元二十五年江南禅教廷辩及其后续影响,对元初北方“崇教抑禅”的问题较为忽视。本文通过对学界长期忽视的数篇禅宗文献的分析,参照教外文献,证明忽必烈组织的数次北方禅教辩论,实质上就是其“崇教抑禅”的措施。随后,本文将视角放大到忽必烈时期的整体宗教政策,论证了“崇教抑禅”等宗教论争都是其建立以藏传佛教为尊的宗教秩序,控制所有宗教力量的手段。

《文选注》佛典的引用与李善的佛教修养

李善《文选注》沟通四部,兼释三教,是中古学术的代表之作。通过这些注释,我们可以了解李善对佛教文献的熟悉程度,并以此推断李善佛教修养的特点。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刊尤袤刻本《李善注文选》为底本,统计出了李善注引用佛典的详细篇目及次数。李善引用佛典时犯有时代与释义两方面的错误,由此可以推断李善佛教知识的偏重及其特点。李善的佛教知识水平在唐代士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我们理解唐代士人知识体系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