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佛苯之争”的迷思——论第二次金川战役前金川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

第二次金川战役后,清廷在金川地区实施了"废苯兴黄"的宗教政策,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取代在金川地区居统治地位的苯教。或许是受到历史上"佛苯之争"以及清廷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结盟传统的影响,研究者大都将黄、苯二者放在竞争与敌对的格局中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考察。事实上,战前格鲁派与金川地区苯教已有频繁的交流,两者间的对立可能并非想象中那么严重,甚而有相互影响乃至和谐融洽的一面。因而有必要就第二次金川战役前格鲁派与苯教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考察。

第一次金川之役起因初探——乾隆帝绥靖川边的努力

乾隆十年至十四年,清廷先后用兵征讨川西土司瞻对与大金川,这两次战役关联密切,可以说瞻对战役的草率完结直接导致了乾隆皇帝对金川用兵。而金川战役尚在进行之时,乾隆帝便与统帅张广泗秘密谋划再次征剿瞻对事,甚而有乘此兵威,将绰斯甲、杂谷等川边地区强而不甚恭顺的土司一齐办理的计划,以此达到绥靖川边,一劳永逸的目的。只是金川未平,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树敌过多,上述计划一直秘而不宣。到了战役末期,清军已深陷大金川泥潭,进退不能。乾隆帝不得已,只能纳降撤兵,并运用政治手腕,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粉饰成一场胜利的战争,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与朝廷的威严,而其未曾实现的战略目标,也自然为官方所讳言,渐渐隐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

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山神崇拜是两金川地区苯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墨尔多、甲索为代表的嘉绒神山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崇奉。在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借助山神之力呼风唤雨,念经诅咒,给清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战争结束后,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山川之神"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顺助灵"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为清廷统治与经营嘉绒地区的重要象征。

内务府汉姓包衣的社会地位及其族属认定

清代统治集团内部构成复杂,名目众多。经过近三百年的融合、演变,各民族之间界线又逐渐模糊,许多概念相互混淆,有些史实已难以辨明。特别是内务府汉姓包衣人,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及介于满、汉间的尴尬地位,许多学者在涉及此领域研究时常常出现含混不清的现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清代战时社会——以战时成都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朝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在川主持教务的巴黎外方会神甫李安德将其所见所闻记录在日记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副罕见的清人战时生活图景,从中不仅能够一窥战争对于普通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亦可从战时广为传播的流言中了解清代下层民众对于战争的认识与想法。

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之考察

第二次金川战役前乃至战役爆发后一段时间内,清廷对两金川地区存在的苯教(Bonpo)信仰仅有十分模糊的认识。随着战争的进行,乾隆君臣对当地宗教有一个从“喇嘛教”到“红教”、由“红教”到“奔布尔教”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对于我们理解两次金川战役中清廷作战方略与善后措施的制定与调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进行梳理。

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七十年发展成就略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且不断前进的历程,按照学科发展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49—1976年,第二个时期为1977—2012年,第三个时期为2013年以来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的历史科学在学位授权点、科研机构、专业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等学科建设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建设下,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历史学方面,上百本重要论著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考古学方面,在出版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的同时,学术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

乾隆朝金川战役研究评述

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中有两次是征剿川西大、小金川部落，不仅用兵规模大、耗时长，费饷数更是达到“十全武功”总和的十之六七。从乾隆十二年（1747）第一次金川战役始，迄至四十一年（1776）清军彻底平定两金川地区，双方的周旋对抗竞长达三十年（直接的军事对抗近七年）。

改土归屯后金川地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平定大、小金川后.清廷在当地实行废苯兴黄的善后措施。由于主客观因素限制,在实施过程中.“兴黄”与“废苯”两端,实际效果均属有限.加之随移民而来的外来信仰.金川地区最终形成一种复杂多元的宗教格局。在此背景下,不同族群混处杂居,通婚交往,异质文化、宗教信仰的碰撞融合,使当地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土司时代.与嘉绒其他地区亦迥然不同的社会面貌。

金川“番目”入旗——清代中后期八旗制度的开放与封闭

第二次金川战役结束后,清廷在战后处置时将部分嘉绒土著纳入八旗体系之中,本文以其中两位土著入旗后的个人经历为切入点,论述入旗对其个体命运及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并探讨金川'番目'入旗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藉此进一步揭示清朝中后期八旗制度开放与封闭的两面性。

清代文献中的“红教”释义——以乾隆朝汉文文献为中心

“红教”一般被用来指称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或是受此影响,学界也普遍将清人言说中的“红教”等同于宁玛派。但在清代文献中,“红教”一词并非专指藏传佛教的某一教派,而是一个与“黄教”(格鲁派)相对,涵义更为宽泛、模糊的称谓。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内涵常常随着时空、言说者以及所指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这种变化又与清前中期对喇嘛教的态度以及对藏政策有着直接关联,因而红教之称实际还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故对“红教”含义的考察,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于清人观念中的喇嘛教以及清代喇嘛教政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