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指数增益迭代学习三轴运动平台轮廓控制

为了得到三轴运动平台精确的轮廓误差估计值,提出了一种基于指数增益型迭代学习的轮廓控制方法。以永磁直线同步电机驱动的三轴运动平台为研究对象,建立三轴运动平台的数学模型,采用泰勒扩展轮廓误差估计法对轮廓误差进行估计,并设计了基于指数增益的PD型迭代学习控制器。采用交叉耦合控制策略,选取按比例的分配方式将轮廓误差补偿到原始参考轮廓上。仿真结果表明,针对给定马鞍形和心形曲线采用指数增益迭代学习比传统迭代学习控制的轮廓误差最大值以及均方差值均有所减小,可证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减小系统轮廓误差,提升轮廓控制精度。

韩国知识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兼论对上海发展知识产业的启示

为了发展韩国的知识产业 ,韩国通商、产业、能源部和韩国促进协会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提升产业结构法”提出了韩国“2 1世纪富有前途的新产业”这一概念 ,主张花费巨资促进知识产业的成熟与发展 ;“推动主导产业法”则建议实施一项现实的战略 ,以推动阶段性经济转型的进程。根据韩国的经验 ,上海必须把握机遇 ,实现从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知识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转换 ,在全国率先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知识产业体系 ,争取在 2 0 1 5年前后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移动社交媒体中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与管控

大数据时代,移动社交媒体中个人隐私泄漏的案件屡见不鲜,因个人隐私泄漏导致发生的人生悲剧也时有发生,个人隐私泄漏的防控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大数据时代移动社交媒体中个人隐私的泄漏,除纯粹的技术因素以外,移动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对个人隐私的私密性构成了挑战,个人隐私定义标准的模糊加剧了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而法律惩戒力度的不足影响了其"保护伞"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技术层面、运营层面、法律层面多管齐下,采取措施,强化移动社交媒体中个人隐私的保护。

从GDPR看我国《数据安全法》的立法方向

欧盟GDPR的制定和实施,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立法背景、渊源、动机、目标,以及实施的机制与效应,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我国应当从平衡个人信息安全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合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的管辖范围和力度、努力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的壁垒等三个方向推动相关立法的进程。

试论网络时代意见领袖的社会责任

意见领袖的出现,带有明显的网络时代的背景,除了纯技术因素以外,还存在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公共事件中的政府失灵等社会性因素。与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意见领袖不同,意见领袖具有草根性、主观性和粘合性等特征。在肯定大多数意见领袖能够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谨守自己的社会责任,发挥正面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回避其存在的问题。为此,必须从积极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强政府与意见领袖之间的良性互动、强化意见领袖话语实践的监督自律、制定意见领袖履行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等四个方面来推动意见领袖社会责任的实现。

朝鲜半岛的格局与未来

朝鲜半岛的稳定是东北亚稳定的关键,朝鲜半岛的未来不仅受朝韩关系的影响,更受周边大国相互关系的制约。因此,朝鲜半岛的统一前景不容乐观。针对朝鲜半岛的现状和未来的演变,中国应当及时调整自己的朝鲜半岛政策,做到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变革:模式与策略

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的变革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将会发生重大的本质性转变,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府将更加强调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并将摒弃主观经验判断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转而更加注重和依赖大数据分析,同时鼓励和依靠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目前应当从加强宏观指导,实施顶层设计;改革传统的社会治理的模式、方法、手段;优化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与管理制度等四个方面,来进一步推进我国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的变革。

频谱资源属性与分类研究

信息时代,作为所有无线电应用的基础,无线电频谱的管理已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无线电频谱的资源性质,是由于使用频率需要获得行政管理部门许可而产生的,可以看作是一种衍生资源,兼具自然的属性与社会的属性。作为公共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可从多个维度进行区分,比如:按业务、按用途、按利用度和按管理方式等分类。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与价值评估

在大数据产业日趋成熟、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大数据的资产属性已得到产业界、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是数据资产明确的定义、范围、特性尚处于探讨和争议之中。为了促进我国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国家应当在《企业会计准则》及时补充、添加与"数据资产"有关的条款及其计量方式。目前,产业界、学术界基本认可将"数据资产"纳入"无形资产"的范畴,并参考现有无形资产的计量方式,使用收益现值法、市场价值法和重置成本法对数据资产进行计量。

试论共享经济的信息群聚本质

共享经济是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生成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群聚的效应。共享经济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现有的法律、政策以及传统行业管理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信息群聚的角度来看,制约共享经济未来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主要包括公共信息供给与收集、交易信息不对称与信息安全。但是由于其经济上的合理性,文化上的协作、平等的契约精神,决定了未来若干年内,共享经济必将迅速增长。

网络直播乱象的根源与治理

网络直播自诞生至今短短数年时间,已迅速发展成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积极参与的娱乐、休闲、交友的工具,形成了一个开放、互动的平民化、草根化的网络人际交流的新平台,但同时也出现了内容低劣庸俗、侵犯个人隐私、言语暴力肆虐、虚假广告泛滥等一系列问题。此为,必须从完善法律体系、理顺监管体系、加强行业自律、提升主播素养和强化公众监督等多个方面进行治理,以净化网络直播的生态环境。

人文交流的演变态势、动因与展望

以中法关系为聚焦点,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文交流的演变态势,分析其动因,并对二十大之后人文交流的新动向进行展望。十八大以来,人文交流走过的历程以线性轨迹目测,呈现为上升—阻滞—再发力变向的图线。十八大之后的中法关系走势良好,通过元首外交提升和推动人文交流,赋予了中法交往以个人印迹。2020年之后,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形势下,人文交流在形式和规模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十大之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有利于人文交流的开展。我们需要切实关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语言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所需要的外语能力与作为工具的外语能力存在明显区别。

大数据环境下个人信息泄露的防范与管控——基于徐玉玉被骗身亡事件的审视

徐玉玉被骗身亡事件并不只是一般的刑事案件问题,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泄露及其防范与管控等社会性问题。本文拟冷静地审视徐玉玉被骗身亡事件的发生经过,分析诈骗分子非法获取被害人个人信息的手段以及该案涉及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并就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泄露的防范与管控问题提出建议。

大数据时代网络恐怖主义的挑战及其防范

网络恐怖主义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传统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其产生和蔓延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传统恐怖主义的"基因",又有大数据时代的特征。中国的网络恐怖主义并非独立于世界网络恐怖主义之外,而是世界网络恐怖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必须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在目前条件下,应进一步完善防范、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法律体系、加强防范、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强化防范、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反制手段。

“信息弱势群体”信息公平权利的实现

信息弱势群体是信息分化现象的产生和加剧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与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吻合。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信息弱势群体处于被边缘化的窘境,其信息公平权利被削弱甚至被剥夺。因此,对信息弱势群体进行信息援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内容。

基于中小企业视角的企业知识管理战略探索

知识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已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可。本文基于中小企业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实施知识管理的必要性,以及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知识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企业的组织体系、企业制度、企业文化、员工素质、信息系统等五大方面出发,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知识管理水平的基本思路。

网络直播的兴起与规制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和发展,网络直播的规制已成为社会共识。从网络直播的特性与成因的角度分析,为了解决目前网络直播存在的各种乱象,建议从健全网络直播监管的法律体系、建立合理高效的行政监管体制、构建全社会合作共治共享模式、强化生态链全方位穿透式管理和加强青少年主播的引导和保护等五大方向,不断优化网络直播的规制。

自媒体营销运作模式与发展对策

作为一种非传统的媒体营销模式——自媒体营销具有自主性、低成本、多元化等与生俱来的特性,其运作模式主要有'网红效应'模式、自创品牌模式、跨界组合模式和广告依存模式等四种类别。在已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同时,自媒体营销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可从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宏观调控、创新营销模式、倡导社会监督等方面着手,促进和规范自媒体营销的健康、持续发展。

互联网UGC影响力及其监管

UGC,即用户生成或创建的内容,它的出现和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UGC具有信息制作和信息传播的低壁垒、低门槛属性,提高了用户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自主性、参与性和交流性,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为了促进UGC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监管主体、监管依据和监管手段等方面,对UGC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

网络信任危机的形成与管控

网络信任是现实社会中"信任"这一概念在网络空间中的衍生,兼具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的共性和特性。网络信任的产生、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且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网络交往主体、起因、场景和时间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千差万别,其中主要包括法律因素、技术因素、个体因素。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和数据化,网络交往的信任危机对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为此必须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