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法律公布形式论考

中国早在殷周时期不仅已经形成了公布法律的传统,而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法律公布形式。以诰、宪刑与悬书的方式公布法律,是殷周时期比较常见的做法。不仅如此,在法律公布之后,早期王朝往往还要通过木铎宣传的形式将法令广播四方,使民众知悉法律的内容,不致误触刑网。

汉简扁书辑考——兼论汉代法律传播的路径

扁书是汉代政令发布的重要方式,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宪刑与悬书,通过对汉简的梳理,共计辑录扁书十九则,基本涵盖了迄今所见的主要扁书类型。作为一种重要的政令传播方式,扁书为我们展示了汉代政令传播的基本图景:从诏令的制定、发布,到地方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并且在传播过程中下级单位接到政令之后往往要传抄复本,到达基层之后还要召集民众进行集中宣读。汉代王朝的政令公布与传播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化的规范体系,保证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上情下达。

唐律“不应得为”罪新探

"不应得为"罪历来颇受唐律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唐代的法律文本层面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对该罪进行综合考察,并对目前学界的两个基本观点:1."不应得为"罪主要是用来惩治违反封建价值观念的行为;2."不应得为"罪打开擅断滥刑的闸门——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罪名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律文的不足,使得唐律的逻辑体系更加完备,其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导致法官擅断局面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以往研究中对该罪名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唐宋粉壁考

粉壁是唐宋时期较为广泛使用的一种法律公布方式,其内容涵盖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成为体现朝廷与地方政府政令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宋代还因此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粉壁的巡检管理制度,包括粉壁的书写、检视及校核。粉壁的大量使用,一方面对遏制胥吏弄法害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又使得民众了解律法内容,避免误犯刑律而身陷囹圄。

礼·秩序·和谐——礼的法文化思考

“礼”是古人取法天地而创设的一套理想的人间秩序,它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和谐精神的追求。礼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因而,我们对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器物之礼与权力的正当性——以唐代为中心

通过对器物层次的礼的研究,来探讨礼背后所蕴涵的权力问题,并进而认为,器物之礼不仅彰显着权力关系,而且还论证了这种权力关系配置的正当性。

唐宋榜文考

榜文是中国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实现对民间社会事务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工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早在汉代,肩负信息传播功能的榜文就已经存在。唐宋时期,统治者对榜文的重视与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制定程序、核准、备案,包括榜文纸张的选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制度。

历代露布考

今人对露布的理解主要是作为捷书或檄文而存在,其实露布最早是朝廷将政令公告天下的文书。到了三国后期,在露布原有功能之外,它被广泛地作为一种军旅文书使用,用作檄文或报捷文书。但这三种功能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其同时并存,又各自适用于不同领域。到了南北朝以后,虽然露布的檄文与布告功能仍然偶尔见诸史书,但作为捷书的功能得到更广泛地适用。唐宋以后,露布作为捷书在战争中使用的频率大为减少,"进露布"逐渐成为军礼中献俘仪的一部分,并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天道观念下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建构——基于礼的视角

古代中国人就产生对"天"的信仰和依赖,因而中国古代君权"天"授的政治传统正是基于对这种民间合法性信仰的精准回应。但"天"本身是抽象而不可触摸的,于是盛行在古代世界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祭天之礼参与了这一合法性的构建:礼仪通过不断把天子是天和臣民中介人的观念灌输给民众,由此建构了一种虚拟的天地君的秩序,并又通过庄严的典礼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秩序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从而使君主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合法性得到天地等超世俗权威的认可,从而成为上承天命的合法领袖。

礼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观——以唐律中侵害皇权罪为中心

中国传统法是一种礼治模式,礼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精神特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独特的秩序观。在古人观念中,礼被认为是对天的一种拟制,体现着天道的和谐精神,因而礼制秩序被视为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的自然推演。在礼制秩序的安排中,天子被视为交通天人的媒介,他通过祭祀天地来保障宇宙全体秩序的安定,实现人与神圣的神灵世界之间的和谐。正是基于这种特有的秩序观,唐律对侵害皇权的犯罪中处以重刑,不仅仅在于这些行为侵害了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天人秩序,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反逆罪与中国传统法律的和谐观——基于礼的视角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反逆罪是皇权专制的体现,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不平等与赤裸裸的暴力。作为一项重要的罪名,反逆罪其实有着更为深邃的文化意蕴,它是传统法律对和谐的秩序与价值追求的反映,其立法宗旨亦是关注于维护整个礼制秩序的和谐稳定,而非君主制度本身。

试论唐代法律中的贱民

贱民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群体,不在四民之中,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但唐律中涉及到贱民的规定却不在少数,而这些规定并未引起法律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因此,有必要运用现代法律概念对唐代贱民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进行简略分析,并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从而对中国古代社会法制的特质有新的认识。

在法律与人情之间——许霆案的思索

文章以许霆案为切入点,首先从法律规范层面认为法院对许霆行为的定性或可商榷,然后将关注的焦点定格到许霆案中反映出来的司法与人情的冲突上,并结合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司法判决与民意断裂的现象,认为出现这种断裂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将人情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在借鉴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以弥合法律与人情之间的裂痕。

礼·名分·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宋明榜文类别述考

榜文是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方式,通过榜文,朝廷将地方与中央联接起来,从而得以将中央的意志贯穿到帝国边陲。宋明之际的榜文主要有榜谕、敕榜、诏榜、印榜四种,其颁布主体各异,制定程序亦不尽相同,在中国古代的上情下达、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礼的合法性价值初探

在古代中国,“礼”是一个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共同价值基础,它以其特有的诠释方式把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概念化、合理化,使所有成员都相信那样的结构形式与内容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就是以礼为基础,以礼所蕴涵的天命与道德为其主要内容表现出来的。

试论荀子的礼法思想

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礼学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之上融入时代的精神使之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颠扑不破的意识形态基础。经荀子的援礼入法和寓法于礼,礼法已然成为一种兼具道德和法律属性的规范体系,并且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贯穿中国古代主流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穿行在礼与法之间——《龙筋凤髓判》所揭示的唐代官吏的司法观

《龙筋凤髓判》是在唐前期广为流传的一本判词汇编,集中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司法价值取向。本文通过择其中的涉及礼的典型案件进行集中分析,试图勾勒出当时司法官吏的整体司法观念。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三纲与中国古代王权的合法性建构

三纲是传统中国人际关系的集中凝结,更与权力的合法性相关。在三纲所涉及的关系中,君臣关系是王权合法性形成之关键。故而,后代统治者通过将君臣关系的父子化、仪式化与"天然"化等方式,奠定了中国王权合法性信仰最为广泛和稳固的心理根基,也使得三纲成为古代中国统治合法性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