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过度刑法化问题检视

惩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司法解释存在过分重视法益保护、忽视人权保障、价值判断和刑法补充性等不合理之处,在缺乏有效行政管制先行措施的情况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食用野生动物犯罪,可能进一步加重社会治理矛盾。为缓解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过度刑法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需要从完善规范、合理解释规范和采取综合的社会治理手段三方面入手。

“四大检察”视域下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之系统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社会各界重新检视野生动物保护的现有措施,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的传统行政监管和刑事规制方式在规范实施、保护范围和监督效果等方面存在短板。新时代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益诉讼制度的系统构建符合生态文明法治理念,在公益诉讼检察的专业技能支持下,该制度能够进一步发挥其风险预防和生态保护的优势。因此,公益诉讼制度的系统构建应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增加公益诉讼运行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实施细则为基础、行政执法上积极配合公益诉讼自觉整改和接受监督、积极推进公益诉讼司法工作和发挥检察机关在“四检合一”的指导下的主力军作用、鼓励公众多形式参与公益诉讼等对策,实现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环节构建和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委员会制度及其运行现状与可行路径

为配合司法责任制改革,促进基层检察委员会制度实际有效运行,对检察委员会制度进行了研究。当前检察委员会制度的运行现状仍难以满足制度设计初衷,检察委员会委员权责不清、委员选任制度不完善、机构设置不健全等问题仍有待解决。为此,从完善责任承担机制、细化委员选任制度和健全办事机构设置等方面探索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