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与“玫瑰”的新生——从《玫瑰之歌》看中国现代诗与古典诗和西方诗的互文性

中国现代诗如何与古典诗和西方诗建立有效的对话,这是现代诗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诗人穆旦于20世纪40年代写作《玫瑰之歌》的实践表明,以现代人的审美诉求与诗歌本身的内在逻辑为依据,重新复活西方诗和古典诗,是新诗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一"新诗现代化"的文本策略既为"梅雨"与"玫瑰"的新生创造了条件,也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镜照。

正统品格下的“民间叙事”——汪曾祺新时期小说解读一种

本文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叙事”受他追求的“正统品格”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点:一、传统视角关照下的乡村人物的言说潜藏着传统知识分子“精英化”的审美心态;二、传统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使汪曾祺小说侧重于表现中华民族的美好人生。三、诗意模式的建构传达了诗性写意的中国传统审美情趣。因而传统化的民间成了他的精英意识的栖居地。

在“焦虑的时代”展开轻松诗——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W.H.奥登的《致拜伦的信》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一个新的"焦虑的时代"对轻松诗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和着这一要求,英国诗人威·休·奥登在轻松诗的文本实践和理论阐释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文本实践来看,他写作的轻松诗代表作《致拜伦的信》将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嵌入了同一个诗歌文本,既保持了轻松诗写作基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感,又带来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厚重感,这一双重聚焦的写作策略大大开拓了轻松诗的发展空间。而在理论阐释上,奥登从诗人和读者关系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轻松诗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公共社区"的存在对于轻松诗写作的重要性。奥登的这些努力无疑为轻松诗的更生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论冰心《关于女人》的文体特征和文体意义

相对于冰心前期散文文体特征及其意义的研究而言,评论界对冰心40年代影响较大的散文集《关于女人》的具体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对于《关于女人》的文体属性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认为从文体特征上看《关于女人》属于小说化散文,它和冰心早期写人的散文化小说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叙述方式、话语特点等方面均有本质不同。本文同时通过分析《关于女人》文本特有的“性别错位言说”的叙述方式,以及吸收小说化的优点,指出其文体在现代散文文体自觉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批评:在时代的浪尖口展开——评“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比较文学的发展无疑大大开拓了文学研究的疆界，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然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非难与争议的声音也时有耳闻。比如，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以及研究范围、对象、方法、范式等问题就存在着不少争论，近年来还有学者提出比较文学消亡的论断。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认为，既然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翻译．那么它理应归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成为翻译学科的“分支”。2003年，美国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干脆直接给自己的新书取名为《一门学科的死亡》。众所周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美国著名的英文与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论五四时期启蒙叙事的历史局限——以巴金小说《家》里的觉慧为例

在正统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巴金小说《家》里的觉慧历来是备受赞誉的正面人物形象。不过考察作者本人的叙述和文本的实际,可以发现文学史所塑造的可爱的准革命青年觉慧的形象有待于重新认识。论文首先追溯了1949年以来四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所塑造的觉慧形象,接着从作者的叙述和文本的实际出发,分析了觉慧作为从封建大家庭蜕化而来的一员所固有的缺陷。最后通过比较《家》中的觉慧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引出"如何启蒙"这一在今天看来依然重要但却悬而未决的问题。

论反传统视角下的鲁迅诗歌写作

本文从反传统的视角出发,试图反原鲁迅对于诗歌写作的真实态度,探讨其诗歌形式演变透露的信息,并考察鲁迅旧诗与"传统"的关系。本文认为,鲁迅私下里喜欢诗歌写作,但是出于反传统的时代需要,因此不愿意在公开场合为诗歌写作摇旗呐喊。而从具体的诗歌形式上看,鲁迅不愿意发表自己擅长写作的旧诗,却愿意发表自己并不擅长的新诗,并出版散文诗集《野草》,同样表明了反传统的巨大作用。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私下写作旧诗时,鲁迅继承的也不是"风花雪月"的传统,而是屈原、杜甫这些诗人所创造的"感时忧国"的传统。这充分表明了鲁迅在获取传统时所具备的"历史意识"。

穆旦与燕卜逊的诗学渊源

相对于艾略特和奥登等人对穆旦的影响而言,英国诗人、诗评家威廉.燕卜逊对于年轻诗人穆旦的诗学塑造更为直接而持久,尤其是他提出的一系列诗学观念有力地支持了穆旦诗歌文本的成长。本文将回顾威廉.燕卜逊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诗学传播史,分析其诗歌主张即以含混为诗歌的特质尤其是写作"未解决的冲突"诗歌等,并阐明这些观念在穆旦诗歌文本中的表现。

论穆旦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

在一般人的视野里,穆旦是反传统的斗士,新诗现代化的急先锋。但是深入考察他的诗歌文本不难发现,穆旦的诗歌写作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期的现代主义与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穆旦拒绝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不意味着他对古典文学的无知。实际上,他的一生从未与古典文学传统割断过联系。本文首先结合穆旦的家学渊源和学校教育,以穆旦不同时期的诗作《古墙》《玫瑰之歌》和《冬》为例证,深入考察了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意象和诗歌主题对穆旦诗作的影响。论文认为,在肯定穆旦西化努力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古典文学对穆旦的潜在塑造。

“所有的创伤都是源泉”——论失明之于诗人博尔赫斯的关系

借助于文本内作品的解读,并辅之以文本外诗人的论述,本文试图阐述失明对于博尔赫斯人生观念和写作方向的决定性影响。失明固然不幸,但是对于诗人博尔赫斯来说,这一常人看来悲剧性的生理创伤却可以转化成为写作的源泉。他的使命正在于从失明中提取出独特的人生体验,由此创造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艺术世界。在他看来,黑暗、无限、混沌、迷宫、幻境更为真实,而与之相对应的光明、有限、清晰、现实等不过是人们的幻象而已。这一因为失明而显得极其决绝的追求暗合了现代艺术背"道"而行的内在冲动,因此也为博尔赫斯赢得了"作家中的作家"的称呼。

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读“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一代史学大师陈黄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所说的是历史研究方面的经验，不过这一经验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近年来，随着新的研究材料的不断挖掘，新的现实问题的不断发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富有先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进展。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普遍期待着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参与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的对话，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由高旭东教授主编、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正是能够充分展示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绩的系列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