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信贷配给:基于贷款技术视角

构建直接诱导式询问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小微企业信贷配给机制进行识别,基于贷款技术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信贷配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供给型信贷配给,但对需求型信贷配给的影响不显著。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软信息硬化的方式改进了关系型贷款技术,缓解了小微企业需求型信贷配给;通过硬信息强化的方式改进了交易型贷款技术,缓解了小微企业供给型信贷配给。第三,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通过改进关系型贷款技术和交易型贷款技术,分别缓解了小微企业需求型信贷配给和供给型信贷配给;使用深度通过优化关系型贷款技术,同时缓解了小微企业需求型信贷配给和供给型信贷配给;但是,数字化程度加剧了小微企业供给型信贷配给。基于上述结论,要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强和改进贷款技术运用,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传统贷款技术的改进作用,拓宽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提升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质效。

数字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以信贷约束和劳动就业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一个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基于劳动雇佣形式异质性视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小微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由信贷约束、劳动就业规模、信贷约束影响劳动就业规模三条路径显著提升了正式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和降低了非正式员工劳动收入份额。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小微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分配效应在于正式员工工资率的提升和劳动产出率的下降,非正式员工工资率的下降和劳动产出率的提升。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小微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与基本回归结果相一致,而数字化程度却加剧了信贷约束程度,并通过三种中介分别降低了正式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和提升了非正式员工劳动收入份额。

中国大豆种植技术效率及其增产潜力分析——兼论效率优先还是面积优先

中国政府提出了大豆振兴计划,为识别出在大豆产业振兴上是"效率优先"还是"面积优先",本研究基于2004-2016年大豆主产省份大豆种植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了大豆种植的技术效率,并从技术效率提升视角和播种面积扩大视角分别计算了大豆的增产潜力。研究发现:①中国10个大豆主产省份大豆种植技术效率的均值为0.862,处在相对较低水平。②在技术效率提升视角下和播种面积扩大视角下,10个样本省份大豆产量平均还可以分别增加20.53万t和12.40万t。③大豆市场价格、种植技术、种植规模、地区种植结构、灾害发生率等会显著影响大豆种植技术效率。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措施建议以提升大豆种植技术效率。

中国生猪养殖的最优规模研究——基于不同效率指标的考察

为探究我国生猪养殖的最优规模,文章基于2004—2017年生猪养殖的省级宏观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别测算了我国生猪养殖的技术效率、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效率,并分析了三种效率在规模上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三种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在样本考察期内,我国生猪养殖的技术效率、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效率的均值依次为0.885、0.857和0.635,而且在时间上三种效率值均呈现出了递增趋势。(2)随着养殖规模增大,生猪养殖技术效率呈现出"先递增、再递减"的特征,而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效率均呈现出"递增"的特征。(3)与不考虑污染物的生猪养殖技术效率相比,考虑污染物后的生猪养殖环境技术效率出现了略微的下降趋势。此外,生猪养殖的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生猪养殖补贴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生猪养殖户的分析

为探究生猪养殖补贴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本文基于2012—2017年江苏省生猪养殖户的微观调研数据,从是否获得补贴和补贴金额两个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生猪养殖补贴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有:①2012—2017年,江苏省生猪养殖技术效率均值为0.956。在时间上技术效率呈现出了上升趋势,在规模上技术效率呈现出了递增趋势。②生猪养殖补贴对技术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获得补贴的生猪养殖户的技术效率要比未获得补贴的生猪养殖户高0.038~0.058。③生猪养殖补贴金额和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且当单位生猪养殖补贴金额为15.06元时,补贴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最明显。最后,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生猪生产补贴政策更好地实施。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可能路径,以及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其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研究表明:社会网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农地转出和转入;社会网络通过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户农地转出,抑制了农地转入,非农就业在农地转出和转入过程中分别发挥了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将促进农地转出和转入,同时市场化进程弱化了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熟人间的农地转入市场已开始呈现出市场化的特征。因此,需要肯定社会网络在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再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在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针对农地转出和转入的异质性,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发挥市场力量,出台引导性的政策措施,避免“一刀切”式改革,防范农地流转内生风险。

农村居民收入幸福悖论再检验——基于广义有序Logit模型的考察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数据,采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分析收入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比较结果与传统有序Logit模型的区别与联系。研究结果发现,对于生活幸福感极低的农村居民,增加收入将提高其生活幸福感,并且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当个人年收入为5.85万元时,生活幸福感的提升程度最高;收入每增加1万元,农村居民“比较幸福”的概率提高了1.41%。和传统有序Logit模型相比,广义有序Logit模型放松了平行线假设条件,兼顾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随着潜变量阈值的变化而不同,适用性更强。本文验证了“收入幸福”悖论在当前中国农村部分居民中的存在,指出传统有序Logit模型在不区分不同幸福感农村居民群体间差异导致的局限性,同时对引导农村地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

工商资本下乡:问题缘起、基本逻辑与治理机制

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战略是从资源农业向资本农业跨越。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引发土地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提高了农户收入,加快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农业企业化、社会化和产业化发展,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一个有效路径。面对工商资本下乡可能存在的风险,需要从农业保险机制、政府监督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三个方面积极探索工商资本下乡的保障与规制机制,促进工商资本有序下乡。

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系统协同机制及测度

服务经济、金融业与中心城市的协同发展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江苏省创建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导向下,以南京和苏州双中心为例,构建服务经济、金融业与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机制,运用非线性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南京和苏州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系统的协同发展程度进行测度和比较。结果表明,南京和苏州服务经济中心系统协同度得益于服务经济、金融业和中心城市的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三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其中金融业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总体上,南京市和苏州市都符合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建设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企业信贷错配与劳动就业——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年地级市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以信贷错配为中介变量,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数字金融发展进程中企业信贷错配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信贷错配对劳动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企业信贷错配程度,进而扩大了劳动就业规模,信贷错配的中介效应占比为4.37%;数字金融的发展弱化了信贷错配对劳动就业的负向影响。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国有企业和服务业,“数字金融发展—企业信贷错配程度降低—劳动就业规模扩大”效应在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中更强,信贷错配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6.92%和9.52%;在民营企业和服务业中,数字金融的发展弱化了企业信贷错配对于劳动就业的负向影响。

初中生家庭作业时间与学业成绩——基于学业压力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数据,探讨了初中生家庭作业时间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运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了学业压力对家庭作业时间与学业成绩之间的调节作用机制,同时针对不同学生群体进行分样本讨论,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随着家庭作业时间的增加,初中生学业成绩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当家庭作业时间较少时,增加家庭作业时间有助于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当家庭作业时间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时,继续增加家庭作业时间则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负向影响。(2)学业压力对家庭作业时间与学业成绩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随着学生学业压力的增大,家庭作业时间对学业成绩的影响降低。(3)分样本来看,相较于七年级和城市学生,九年级和农村学生学业压力延迟了家庭作业时间与学业成绩呈“倒U型”的临界点的到来,不利于学业成绩的提升。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初中生家庭作业时间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学业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机制,对于更好地实现家庭作业效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农地抵押的德·索托悖论--基于抵押品功能的视角

在中国现阶段政策环境下,农村土地权属完整度较低,不能作为金融机构认可的合格抵押品,不能产生德·索托效应。分析表明,农地抵押不能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引发金融机构风险。作为政府推动型新型农村贷款产品,农地本身具有抵押价值低、可评估性差、变现率低等特征,导致农地抵押可操作性较差,实现成本较高,在相关政策对该产品推动下,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建议基于农村社会和经济特征,探索声誉、监督等机制相互协同,实现抵押替代功能,缓解农户由抵押资产匮乏造成的融资困境。同时需继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系统严密地设计农地金融制度、发展模式、管理范式和配套制度,合理规划,加强农地金融制度的顶层设计。

影子教育提升了学业成绩吗?——来自CEPS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数据,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影子教育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并基于影子教育参与时间选择异质性视角,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影子教育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可能路径.研究表明:(1)总体上看,影子教育能够提高学生学业成绩,而且这种效应在优势学生群体(非流动学生、非留守学生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中更明显.(2)周一到周五参与影子教育将显著降低学生学业成绩;周末参与影子教育将显著提高学生成绩,并且学生学业成绩与参与时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当参与时间为4.45小时时,学生学业成绩提升程度最高.(3)在周一到周五,参与影子教育通过挤占休闲时间降低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在周末,参与影子教育通过挤出娱乐时间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成绩.

中国信贷错配收敛性及其时空演变——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9年信贷数据的分析

合理配置信贷资源既是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路径,也是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基于信息熵构建地区信贷错配测算模型,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信贷数据,采用俱乐部收敛方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实证考察中国信贷错配的收敛性与时空演变。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传统σ收敛和β收敛分析法可能存在的偏误基础上,俱乐部收敛方法的分析发现中国信贷错配在总体上不存在收敛特征,而是收敛于4个不同稳态水平的俱乐部,其中东部和西部发散、中部收敛;中国信贷错配水平存在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信贷错配基尼系数总体上呈现出一个较明显的下降趋势;相较于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影响中国地区信贷错配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区域内差距。鉴于中国配置明显受到地理分布、区域金融政策、资源禀赋、不同所有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需要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加快建立地区间分工与合作机制,促进信贷配置的均衡化和公平化,应在推进合作共赢的过程中制定金融差别发展战略,避免“一刀切”式改革,防范金融市场内生风险。

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分析—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

随着社会的大发展、经济的大繁荣，我国的中小企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在企业融资方面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因此，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本文就结合苏州市的例子，对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进行分析。

初中生校外辅导:补差还是培优?——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基于参与时间异质性视角,分析初中生学业成绩与校外辅导班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针对不同学生群体进行了分样本讨论,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在“周一到周五校外辅导班参与”的群体中,学生学业成绩与校外辅导班参与负相关,即学业成绩越好,参与辅导班概率越小;在“周末校外辅导班参与”的群体中,随着学业成绩的提高,学生校外辅导班的参与概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平均而言,当语数外文化课总分为236分时,学生参加校外辅导班的可能性最高。“周一到周五校外辅导班参与”的群体中,学业成绩与校外辅导班参与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城市学生和七年级学生中更明显;在“周末校外辅导班参与”的群体中,学业成绩与校外辅导班参与概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农村学生和毕业班学生中更显著,城市学生学业成绩越好,参与校外辅导的可能性越高,存在“成绩越好,补课越疯狂”的现象。

关于现代农业导向下资本农业发展的思考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新形势,在新形势下科学地推进资本农业的发展,应当准确领会现阶段发展资本农业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完善资本农业的发展机制,需要从土地流转机制、技术支撑机制和人才开发和培训机制三个维度严格构建资本农业发展的运行机制,以期有效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和健康发展。

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缓解了农户信贷约束吗？--来自江苏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69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与土地规模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传统贷款模式下,农户的信贷需求和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之间存在结构性不匹配;农户实际耕地面积和是否流入土地对农户单位土地贷款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农户的贷款强度下降,更容易受到信贷约束;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相比,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将需求和供给效应分离,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结果上都更为有效和可靠。

企业信贷配置差异:所有制歧视还是禀赋差异?——一个拓展的Oaxaca-Blinder五分法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一个拓展的Oaxaca-Blinder五分法对企业信贷配置进行回归分解,分析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差异的合理性,并以信贷约束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讨企业信贷配置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水平分解来看,市场机制在当前商业银行配置信贷资金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企业间信贷配置差异主要来源于禀赋不足而非所有制歧视;时变分解发现,所有制和禀赋特征分别缩小和扩大了跨期信贷配置差异,中国商业银行渐进式改革总体合理;禀赋特征和所有制偏向通过信贷约束渠道影响企业信贷配置水平。分地区和行业来看,东部地区企业间信贷配置差距最大;制造业更多地按照企业禀赋分配信贷资金,信贷配置的合理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