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法学)培养的现状与思考——基于对北京9所高校问卷调查的分析

通过对北京9所培养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培养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培养工作职业导向不强、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师资配备及教学方法运用不够得当、实习环节缺乏有效安排,此外,在管理工作中还存在对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一视同仁对待的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建议:法律硕士(法学)的培养应当明确职业化培养目标,合理规划课程安排,完善师资组成结构,增加学生实践机会,优化配套政策措施。

论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制度的完善

我国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尚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做法不一。现行主要做法是根据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案件性质和河流流域、环境资源案件数量、人口数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集中管辖法院,或者依托铁路法院实现跨区域集中管辖,实行环境资源案件"二合一"或"三合一"的审理模式。跨区域集中管辖适度打破了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的重合,具备良好的价值和作用。但在实践中,存在法律依据不足、跨区域程度不高、不方便当事人诉讼、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跨区域管辖难以落实等问题和局限。要突破现行改革的局限性,应将跨区域集中管辖法定化,调整集中管辖的层级和地域范围,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方便当事人诉讼。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究

法律硕士(法学)以培养专业型、实务型的法律高级人才为目标,其培养模式既不同于法学硕士,又与法律硕士(非法学)有所区别。法律硕士(法学)的培养应关照学生的学科背景,既要注重"专业型"的要求,分方向培养,又要突出"实务型"的特点。要加强法律实务教学队伍的建设,改良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的实务性、操作性和互动性,同时构建与法律职业能力对接的考核体系。

论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功能承载、制度创设及法理考虑上均值得肯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有必要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反思。通过明确专家辅助人意见的二元法律属性,规范法院对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申请的审查,制定专家辅助人的主体资格标准,完善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义务设定以及严格规范法院裁判文书的制作来达到充分实现专家辅助人制度价值之目的。

民间调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工作具有化解纠纷、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宣传教化的社会功能。在社会转型期,进一步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对于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独特而巨大的现实作用。

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法理基础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作为迅速、廉价地解决民事简单案件的诉讼程序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肯定和适用。设立民事诉讼简易程序 ,并非仅仅是为了提高法院的办案速度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而是基于公民获得司法救济权、诉讼费用相当。

西方五国的法学学位与法学教育

介绍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五国法学学位与法学教育制度,包括各级法学学位及相应的法学教育的学制、招生要求、教学内容、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等。

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法院委托调解

委托调解是对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工作适度社会化的新模式探索。法院委托调解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民间调解人指挥调解程序的背后是法院司法权的支持和支撑。委托调解虽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但因为调解程序的开始和调解结果都有法院司法力量的介入,法官裁决或命令的作出有时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法院委托调解中也应当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主要症结在于过于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忽视了民事诉讼的程序利益,导致再审程序的任意性太大。为维护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使民事再审程序真正成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补救程序,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应着眼于对其进行规范和限制。

中国传统民间调解溯源究因

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普遍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无讼"思想,其生命力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以小农经济为表现形式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基本社会关系的结构、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取向等对传统调解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培养"无讼"、"贱讼"的意识,在司法制度上限制民众的诉权,在审理案件时司法官首选调处息讼的策略以及支持和鼓励民间调解等对调解的盛行不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政权性质、体制,以及司法构造、吏治状况等造成的中国古代司法的黑暗,使调解成为当事人趋利避害的必然行为选择。

人民调解发展的新特点

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民调解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人民调解的法律依据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和队伍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互衔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进一步加强。

赵世炎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赵世炎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是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赵世炎在工人队伍中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使工人运动有了坚强的指导中心和牢固的组织基础；在起义过程中，他重视宣传工作，提出了宣传工作的一系列原则；他密切注意运动的发展，适时地分析形势，指导工人巧妙地运用斗争策略进行斗争；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重视群众武装，并亲自参加到武装起义中去。

调解的解决纠纷效果评析

纠纷解决效果的评价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化解和消除冲突,另一方面是纠纷解决过程及结果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及社会价值导向产生的影响。就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来考虑,影响纠纷解决效果的主要因素是: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解决纠纷所需代价、纠纷处理意见的效力。调解因其合意性、妥协性,不仅容易使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纠纷解决之合意,且一旦达成协议,其实效性往往会更高。虽然调解的基本原则是妥协,但在调解过程中,为达成调解合意,调解者仍要依据一定的规则。调解者以公共道德、风俗习惯、情理和法律等规范对当事人进行劝和的过程,不但有助于双方当事人消弭民事冲突的利益争夺,恢复友好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着影响、暗示和指导的作用,促进社会整体道德的成长。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

目前 ,我国关于简易程序的笼统、原则和抽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对简易民事案件审判的要求 ,简易程序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简易程序 ,应该均衡公正和效益两种价值追求 ,适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立法上完善简易程序制度 ,简化简易程序的运作方式 。

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研究——基于B市基层法院改革试点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解前置程序的功能定位,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可分为分流型纠纷和促进型纠纷两类。通过对B市4家基层法院调解前置程序改革试点中不同类型案件适用调解前置程序成熟度的分析,界定分流型纠纷中适宜的案件范围。以案件当事人的特殊关系为基础依据,从妥善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分析促进型纠纷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适宜性。

论公民法律意识对纠纷解决策略选择的影响

对民事纠纷解决策略选择和纠纷解决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作用的主要是公民的法律心理,其中又以公民法律认知和法律情感最为直接。就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对纠纷解决策略选择的影响而言,权利意识的增强是诉讼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影响公民选择何种救济方式来解决纠纷的唯一的因素,公民对司法的信任度也是民事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之一。

也论仲裁监督

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裁制度 ,当事人丧失了通过上诉程序纠正错误裁决的机会 ,为维护仲裁的公正性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有必要对仲裁进行监督。但是 ,由于仲裁是当事人合意选择的解决纠纷的方法 ,而且仲裁程序本身的机制已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一次终局裁决的公正准确。因此 。

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审视

2007年10月28日,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其中对再审程序进行的一系列重大修改,可以极大地改变民事诉讼法修改前由于民事再审程序的滥用而造成的裁判效力不稳定的弊病,增强民事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体现了立法者以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监督纠正裁判不公与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宗旨,努力在判决的既判力和个案公正、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之间进行平衡的司法理念。为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证诉讼公正,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法律保障。

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程序保障问题

简易程序对当事人的主体性原则、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法官中立原则、诉讼进行的公开原则、辩论原则等正当程序所要求的一般要件的坚持、对其适用范围的限制以及允许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化,表明简易程序是针对某一类型案件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省略了审理该类案件一些不必要的程序而保留了正当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限度公正的要素,是有严密程序保障制度的正当程序。

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兴起的原因探析

五四时期,许多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主要是因为当时留法勤工俭学有组织,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再加上当时"工读主义"思想盛行,抱着救国理想的青年人自然就汇合到这一潮流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