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

“江南”是一个变动的历史概念,从春秋到明清,无论其指称的是自然地理范围,还是行政区域,都有一个由西到东、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过程与“江南”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的历史完全合拍。据此认为,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围更为合理。

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

苏州潘氏是徽商后裔 ,亦是江南著名的科第世家。潘氏家族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学宗宋儒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 ,既是明清以来 ,尤其是晚清士商相混的结果 ,也是徽州和苏州两种不同地域文化整合的结果。而潘氏族人慎言慎行如履薄冰的仕途实践经验、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 。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但总的说来,"士绅"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采纳。

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

19世纪 60年代 ,江南经过连年的残酷战争 ,人口锐减 ,土地荒芜 ,流民遍地 ,盗匪成群 ,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 ,上海租界的畸形繁荣所导致的风俗“浇漓” ,也从根本上侵蚀瓦解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太平天国失败之后 ,江南士绅为维护自身的权利 ,与地方政府一起在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 ,努力重建江南社会秩序。然而 ,历史证明 :在近代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大势所趋时 ,这种以复古为旨趣的秩序重建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短期效果 。

传统家族组织中的伦理精神

传统时代的家族伦理精神可以归结为“仁”与“孝”。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家族虽然也倡导“仁”与“孝”,但重心发生转移,对“孝”的强调更甚于重“仁”。为了维护家族的稳定与和睦,历代士大夫们还建立与家族伦理相匹配的制度保障,它包括血缘凝聚制度、道德规范制度、生活保障制度等三个方面。传统的家族伦理精神既有符合人性的相互关爱和对长辈的尊敬,这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也有为了适应专制政体而制定的违背人类本性的各种道德规范,如等级森严的“三纲六纪”,这些需要我们加以批判地吸收。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直接的近因是西方列强欺侮中国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感。科举之废，是晚清志士几十年“思变”的结果，但废科举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出乎当初设计者的预料之外，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蜕变，从而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不仅如此，在后科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由于知识结构由“文”向“理”的转变，职业更加专业化，其关注对象也由宏大的社会人文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是废除科举百年之后值得深思的。

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

赋税是传统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中最直接的纽带,围绕赋税的数额及征收方法的变化,可以窥视国家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的演变。江南重赋由来已久,士绅作为官民之中介,在明清减赋中的角色前后变化很大。本文以晚清苏州潘氏在减赋中的角色为例,通过分析相关谱牒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家族、家族与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士绅家族是如何积聚其社会资本,并如何发挥其效用的。从晚清江南减赋的过程看,其成功的根本原因离不开国家与地方权力关系变化之大势,其次则是士绅所控制的社会网络构成了有效的社会资源,各种力量的耦合共同促成了减赋工作的顺利进行。

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

明清时期徽州与苏州之间的文化互动,主要是以徽人的商业活动与家族迁徙的形式完成的.徽州人在促进了异地繁荣的同时,将宗族意识重新输回故里,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族墓,维护了徽州社会的相对稳定。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

明清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系统大致包括官方基层组织、民间基层组织,以及官民共建的基层组织等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之下又各有不同的具体组织,其功能前后变化,互动互补,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网络。在这个基层管理网络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推动基层组织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士绅阶层的积极活动则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化。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 ,由于徽州与苏州两地自然人文条件、经济社会结构不同 ,其社会保障也各具特色。而徽州商人是徽州与苏州互动的中介 ,两地的社会保障因而也发生互动联系。互动不仅对两地社会保障形式与内容产生影响 ,而且影响了两地社会的发展路向。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史研究正在向区域研究的纵深发展。为实现整体史的研究目标,学者们一方面注重区域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则注意区域间的互动,由区域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新近召开的"比较视野下的地域社会研究———徽州与江南的文化认同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史学界关注的区域比较的理论和实践、江南区域的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区域文献资料的开拓和利用等学术前沿问题,作了介绍和深入探讨。

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

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苏州东山王氏家族顺应时势,涌现了王谢长达、王季烈、王季同等一批领先于时代潮流的开明士绅,他们或倡导女权,或译介西方科技著作,对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王氏家族作为江南著名的科举世家,长期浸淫于深厚的儒学文化之中,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其政治理想与社会伦理观念始终植根于传统之中。在面对中西文化冲撞融汇时,他们这种"中体西用"观在江南士绅家族中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

“施坚雅模式”与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提出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这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对中国集市和区域体系研究提出的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江南市镇的分布最初多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但随着市镇经济的不断繁荣,市场因素对市镇分布的影响越来越大。近代吴县地区的市镇经过由点到面的发展,最终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市镇网络体系,其分布在某些方面与施坚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卫生防疫体系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现代卫生行政网络、卫生防疫法制体系逐步形成,防疫理念、疫病管理科学化,以行政手段推进卫生教育,江西卫生防疫事业"趋新"态势明显。但由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弱,国家与社会的严重脱离,卫生机构和规模与社会需求反差巨大,国民政府的民生建设浮于表面等因素,卫生防疫效果并不明显。民国江西卫生防疫事业的"趋新"与防疫效果的"依旧",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遭遇的艰难和重重阻力。

政治变动与地方秩序——以清末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为例

清末“新政”是清代政治体制的最大变革,由此而对地方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地方酿成抵制“新政”的风潮与民变,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的爆发即是其中一例。从根本上看,“新政”是清政府经历了“庚子之变”后所展开的全面自救,其压力来自于外部,而非基于国内社会广泛一致的需求。新政的举办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直接的利益,反而使民众成为抽税纳捐的主要对象,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同时,新政的推行也使得传统的绅民关系发生变化,士绅凭借“新政”更多地控制乡村公共经济资源,在经济和政治上确立更大的优势,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户口调查过程中所发生的反对风潮,一方面影响了调查的进度及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风潮对于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冲击,加剧了清政府统治危机。

试论南朝典签

典签是一种不入流品的府州小吏,设于何时,具体时间已无从查考,甚至在南朝诸史“职官志”中亦不见记载,可它在南朝,尤其在宋齐两代的政治生活中表现极为活跃。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率先对这一现象有所注意,惜未深入论述。近现代的有关著作虽有论及,但欠全面。至于专门研究典签的文章,尚属少见。本文试图对典签的含义与职掌范围。典签在南朝权力膨胀的历史原因、典签在南朝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演变规律等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探索。一、典签的含义与职掌范围典签职掌,据《南史·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七职”。可见,所谓典签就是主管“签”的意思。什么是“签”呢?《文心雕龙·书记篇》认为:签是“牒之尤密”者,而“牒”

南北士族之争与吴文化的转型

南北士族之争与吴文化的转型徐茂明六朝南北士族之间一直碰碰磕磕，与此同时，吴文化悄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两者之间有何因果联系，关联程度如何？吴文化根本性的变革又在何处？值得深思．六朝吴文化的变迁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人所皆知的从尚武到尚文的转变，而这种转变...

唐代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

一、翰林院的设置时间翰林院是一个供奉内廷的待诏场所,这种场所在唐初已有,而翰林院名称的出现则在玄宗即位初。但是,由于历史记载的含糊不同,后人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唐初已有翰林院、例如:清代永瑢等《历代职官表》卷23案语:“即唐初置翰林院,亦不过内廷供奉之所,并不系于职司”;孙永都、孟昭星《简明古代职官辞典》第60页;“翰林院,官署名,唐初设置,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供职者称为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第281页;“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