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与唐前文学批评

《文选》成书于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同时代还诞生了《文心雕龙》《诗品》等早期文学批评著作,而李善在注书过程中曾大量引用集部书目,却并没有引用同列于集部之下的《文心雕龙》《诗品》等书。通过对李善注引集部书目的梳理,结合《文心雕龙》与《诗品》在初期的流传接受情况,可以推测,首先,李注未引二书与李善的注书方式有关;其次李注所引集部书目相对较早;最后《文心雕龙》《诗品》等早期文学批评著作所阐述的文学观念已大多为时人共识。

写本学视域下S.4504写本综合研究

S.4504写本背面所抄内容丰富且芜杂。其原为佛教写本,废弃后背面被反复利用。卷背所抄内容有正书,有倒书,字迹不一,其独特的文献样貌乃是不同人在不同时间利用卷背空白抄写的结果。通过分析卷背的抄写情况,可知其背面先为“孝子信智”作练习,后另一寺院学士郎为同其进行区分,从另一端起笔抄写,故而形成倒书。最后又为敦煌僧人用于抄写文范、牒文。写本背面内容涉及寺学郎学习、经济借贷、政治交流及日常生活,对该写本进行综合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写本的重复利用,明晰敦煌寺学郎的知识体系。

敦煌《五台山圣境赞》写本考察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藏经洞所出《五台山圣境赞》共有3个写本,分别为S.4504、P.4617、P.4641。通过对写本的抄写状况、抄写内容、抄写人及同卷内容的关联性等要素进行分析可知,S.4504为敦煌寺学郎练习所用的抄本,P.4641则是讲唱僧记诵内容的抄本。《五台山圣境赞》应创作于840年后,964—976年间在敦煌地区广泛传抄。此赞文虽未见于传世本,但张商英《清凉山赋》并诗中的《东台》《西台》与其内容一致,可见北宋时期此赞在五台山地区仍有一定影响。

《西游记》小妖书写新论

《西游记》刻画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妖怪,其中小妖的数量众多且与妖首、魔王有着不同的叙述语言。文中所塑造的小妖形象千姿百态,但大致可划分为三个类型。小妖在小说中不是一群被忽略的群体,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小妖的塑造反映了作者以真为美的美学观;各色小妖以其“本真”构成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现实的批判;小妖的叙述在小说中的篇幅虽有限,但往往穿插在重要的情节中,起着调节叙事节奏的作用。

改本的超越——两宋《大学》文本改订中的诠释理路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文本,其经典化的过程却十分短暂。宋前《大学》只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未引起学者的重视。宋代疑经风潮下,《大学》文本的不完善受到宋儒的广泛关注。二程据己意对《大学》文本进行修改,《大学》地位得到提升,“格物致知”取代“诚意”成为《大学》的根本意旨。南宋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诠释的主动权,增补“格物致知”传,融《大学》与己学于一体,实现了自己理学思想的创造性发挥。考察两宋《大学》文本的改订历程可知,正是二程、朱子突破传统儒学的诠释路径,使得《大学》这一经典文本与诠释者完成了话语权的转换,经典文本由此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传统儒学也因此开掘出新的研究路径。

敦煌藏经洞所出《五台山曲子》写本群考述

敦煌藏经洞所出《五台山曲子》写本通过比对可大致分为两类。P.3360、S.2080+S.4012、S.2985在抄写形制与内容上较一致,S.467仅抄《五台山曲子》且形制、内容与前三个写本有别。将其以类相从,探求4个写本所抄内容的关联性可知:《五台山曲子》写本应是在同光二年四月沙州归义军与中原王朝恢复沟通后流入敦煌,然后被广泛传抄的。P.3360、S.2080+S.4012、S.2985应大致抄写于天成四年前后,S.467则相对较晚。

《文选》李善注未引《文心雕龙》探赜

李善注书以淹博著称,征引文献资料繁复。据骆鸿凯《文选学》统计,《文选》李善注引集部文献共798种。李注大量引用集部书目,却没有引用同列于总集下的《文心雕龙》一书。梳理李注引总集类书目与李善在内的唐代士人对《文心雕龙》的认识与接受情况可知:首先,李注大量征引文献进行追根溯源式的阐释,强调阐释的客观性,更多以精英阶层为隐含读者;其次,李注所引的总集类书目年代较早且与《文心雕龙》体例不同;最后,李注倾向在典籍世界寻找作品的语言根基,而《文心雕龙》则探讨文学创作、鉴赏的观念,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的评价,精妙的文论观点使得它进入李善的知识体系,却不会成为李注的参引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