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制度保障机制

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城乡差别显著的背景下,大力推动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农村制度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制度保障。当前,切实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制度、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生态保护制度以及政绩考核制度等,才能使农民的利益、国民身份、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权益得到保障,从而推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

社会治理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及调适

创新社会治理应该处理好公权与私权的关系。然而实践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情形时常发生,比如公权滥用直接侵害私权、政府提供新公共产品损害公众原有利益、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本位"与公众需求之间的矛盾、政府不作为致使公众利益受损等等。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强公权弱私权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制度设计偏废以及监管问责不力所致。当前应创新理念与方法,通过民主协商、参与合作和公平补偿等途径实现社会治理中公权与私权的协调统一。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特征、困境及对策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发展水平的限制,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在发展道路、文化、资源、工作及政策等方面都存在着特殊性,因此在实践上表现出认识不足、职能缺位、制度缺失、人才缺乏以及资金困难等制约因素。当前应努力从社区理念、社区体制、社区制度、社区人才、社区文化、社区组织和社区投入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整体水平。

社会稳定视域下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探讨

民族地区社会转型时期许多固有矛盾的显现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对新时期基层政府领导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在社会转型时期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综合力,特别是在品质力、决策力、执行力、协调力、回应力等方面有着特殊诉求。提升基层政府领导力是当前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是构建维护社会稳定的信任保障、机制保障、人才保障和行为保障的重要举措。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突出表现在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要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要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主要内容。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是在国家持续的社会整合与乡村社会变迁及二者互动中实现的。城乡一体化离不开乡村法治秩序的重构。从政策逻辑看,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既需要国家普遍主义的法律统合社会,又需要乡村地方性知识积极作用的发挥;从理论逻辑看,维护城乡居民权利平等需要法律同构,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需要法治重构;从实践逻辑看,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乡村治理格局,从建国初期的政策整合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权力整合再到新时期的法律整合,构成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从而使依法治国方略在乡村得以实现。

CIS战略与文化旅游品牌的塑造——以神龙溪纤夫文化为例

CIS战略是塑造良好文化旅游品牌形象的有效策略。在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中,必须强化品牌意识,突出文化特色,才能增强旅游景区竞争力。神龙溪纤夫文化导入CIS系统,从理念、行为、视觉等方面全方位整理和包装,塑造品牌差异,强化品牌宣传和品牌管理,从而增强神龙溪景区的核心价值。

试析社会管理中政府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政府拥有的公共权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力量。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主动履行与权力相对应的积极责任是社会管理的新要求。目前,社会管理要求政府实现权力与责任的"五个统一",即把权力的来源与人民的主体性相统一、把权力的行使与政府能力建设相统一、把权力的运用与塑造政府形象相统一、把权力的运行与激发公众参与相统一、把权力的分配与政府责任重心相统一。

土家族文化生态圈建设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已成为促进区域发展的优势资源,建设民族文化生态圈是确保民族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武陵山区是土家族的主要聚居区,建设土家族文化生态圈必须以文化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为指导,才能更好地实现土家族文化生态圈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发展价值的目标取向。

民族地区农民文化需求与政府职能转变

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现状难以令人满意，特别是在内容、形式、层次、重点等方面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距甚远，这与政府职能没能有效发挥紧密相连。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政府切实从执政理念、职能方式、职能重点和责任等方面实施转变，才能更好地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

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稳定因素探究

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新的不稳定因素随之产生,尤其是土地、山林权属纠纷、农民权益、组织建设、农村治安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法制观念淡薄、防范机制缺失、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等问题密切相关。当前,只有发展农村经济、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干部和农民素质、创新稳定机制,才能有效保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府公信力提升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地方政府公信力出现弱化现象,制约着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服务型政府的特征,决定了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增强政府服务观念、转变政府执政方式、重建社会信用体系,塑造“民本”政府的形象,从而提升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弱化表现及原因分析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但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政府领导力呈现出弱化现象,突出表现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形象凝聚力不足、资源整合力不足、政策执行力不足、危机处理能力不足以及公众的需求回应力不足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政府的领导主体自身局限、领导客体的特殊性和领导环境的不健全等因素制约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的有效发挥。

和谐社会视角下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改革的发展方向,是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当前,民族地区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把"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树立顾客至上、有限政府的职能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解决好政府的"越位"、"错位"、"缺位"问题;做好全方位的制度规划,完善服务质量绩效考评等配套措施;创新政府运行机制,构建竞争、合作、申诉、责任追究的完整体系;提高公职人员素质,展示政府良好形象;改进政府服务方式,切实提高政府服务质量与水平。

试论农民分化与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原来同质性很高的农民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新农村建设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农民分化的现状,努力化解农民分化带来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的新农村。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问题透视与路径选择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凸显,基层政府领导力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信任基础薄弱、公共政策失衡、危机意识不强、基层组织弱化等问题严重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当前应按照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切实提升基层政府领导力,重点是重塑政府形象、强化服务职能、完善决策机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和增强危机处理能力,使民族地区的基层政府真正能够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诉求。

危机处理能力:行政领导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尺度

危机处理能力是指行政领导在危机产生、发展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危机灾害,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主观条件和个人素质的总和。提升行政领导危机处理能力对于适应行政环境、维护政府形象、实现政府职能是十分必要的。正确认识危机处理能力与公共治理能力的关系,对提高行政领导的反应、决策、协调、沟通等综合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困扰与对策探析

西部地区的进步与繁荣，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近年来，民营经济已逐渐发展成为推动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如何把民营经济做大做强，西部地区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基础。相反在实践中遇到了新矛盾和新困惑，制约着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恩施自治州为例，对目前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困扰和对策进行探讨。

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文化生态责任的强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民族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作为文化生态建设的主体,应当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政府的文化生态责任。当前,除了增强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感教育外,还要从自律、他律和制度约束力等方面加大建设和调控力度,以确保政府文化生态责任的具体落实。

湖北民族山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文化生态责任

湖北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对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和全省协调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文化生态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意,是政府的重要生态责任。由于民族地区文化建设还受许多条件的制约,政府作为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必须强化责任意识,从政府、农民、文化资源等方面明确政府的文化生态责任,确保湖北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