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留苏学员的“布尔什维克化”训练——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第十一组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学员在中共东大旅莫支部的领导下,于课程学习外,尤为注重“布尔什维克化”训练。其中第十一组成员通过召开小组会议,开展批评训练,以强化集体、组织、纪律等观念;进行“反对学院派式的研究”训练,特别“注意基本观点的认识”。这些训练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职业革命家,但受多重因素制约,其成效也存在一定的限制。

日记与自省：五四前后恽代英的道德修身

五四前后，恽代英表现出一种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信仰者和实践者的姿态。当然此时恽代英信守传统儒学的姿态已经带有鲜明的新文化时代印记，毕竟他也是一个善于接纳汲取西方思想资源的新青年，

守身为大:另一种“新青年”形象——以恽代英《自讼语》为中心的考察

1916年8月20日,正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的青年恽代英,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学生杂志》第3卷第8期上发表《自讼语》,以自讼的方式进行严格的道德自省,其自讼的范围和近乎苛求的道德勇气令人惊讶不已。某种程度上,恽代英是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或许是恽代英后来有中共＂党内圣人＂之称的滥觞,其中的道德关联是一以贯之的。恽代英素有将自身的道德瑕疵公之于众的行为,曾被友人余家菊称之为＂公开的人格＂。（1）家庭环境。

恽代英革命“圣人”形象溯源

国民革命前后,恽代英展现了一连串令人瞩目的革命道德特质:理想主义、果敢姿态、苦行主义和牺牲精神。由此,恽代英革命"圣人"形象逐步凸现,这种革命"圣人"形象的要义在于:为了正义事业,个体具有忍耐、苦行和牺牲的超越世俗的道德精神。在关于国民革命时期恽代英的相关研究中,有的学者或注重对国民革命中恽代英的事迹考察,梳理了恽代英在国民革命前后的一些革命活动轨迹。

早期恽代英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形象

恽代英在转向共产主义者之前,大致是作为一个温和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形象而出现的。恽代英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形象包括修身形象,以及实现"天下国家"世界大同乌托邦想象形象以及经世形象。恽代英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形象毋宁说是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形象在近代转型时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扬下的一种延伸和舒展。这种道德理想主义者形象反映了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救亡与启蒙、传承与再造等错综交织的社会转型时代的意义考量与个人选择。

五四时期恽代英的政治思想转向轨迹考察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恽代英写于1920年的诗作《我》。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从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

中共早期留苏学员的“谈话”训练 ——以朱克靖相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遣四批学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受上级党组织选派,1924年6月朱克靖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除参加课程学习外,作为中国班学员中的一位小组组长,在中共旅莫支部的领导下,朱克靖带领组员开展“谈话”训练,注重相互批评及理论学习,强化集体意识及组织纪律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朱克靖向职业革命家转向,为归国革命做好了准备。

恽代英的修身“技术”考察——基于“日程”视角

1917年恽代英在武昌发起成立互助社,尤为注重“日程修养”,采用“修养记分格”、假期自省表等程式淬砺意志、砥砺品行,力求提升个人及互助社成员的集体道德修养。在近代国家危机严重的情势下,作为一种日常修身“技术”,“日程修养”既体现出恽代英所蕴积的炽热的道德情怀,亦为其后来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转向做好了准备。

恽代英的“新文学”创作实践——以五四时期为中心

五四时期,恽代英在能动汲取“文学革命”观念养分的基础上,创作了蕴含“互助”道德寓意的剧本,饱含塑造“新人”意图以及建构“女性视角”叙事的白话短篇小说,将自身的世界观念、社会关怀和人生际遇有机地嵌入“新文学”创作实践之中。恽代英的“新文学”创作实践及其所内蕴的社会政治取向,不仅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亦为后来他的无产阶级文学主张和“革命文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苦行”“布道”与革命动员——恽代英革命形象考察

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踏上了革命新征程。大革命前后,恽代英主要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上海大学、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及黄埔军校等处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参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此期间,恽代英逐步呈现出一种崭新鲜活的革命形象,这种革命形象饱含了牺牲、忍耐、无私、正义、真理等诸多道德意蕴。

淮海战役中支前的农村女性

淮海战役中大量农村女性踊跃支前,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探讨了淮海战役中农村女性的支前动机、支前内容以及支前特点。概言之,支前的农村女性并未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消解自身的性别意识,其性别认同既与传统社会文化下既有的农村女性自我认知存在内在关联,又迎合了近代革命战争动员的现实需要。

互助社的起源

民国初年,中西思想开始大规模地融汇交流,伴随着政治危机而来的是一种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意义危机。这种意义危机使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对自身价值意义产生了一种疏离。在上述背景下,恽代英内蕴的一以贯之的道德关怀,以及用组织形式来解决问题的偏好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对通过社团组织来实现人们道德的普遍提升充满了内在热忱。这一切促成了互助社的出现。

农村妇女动员与中共的策略选择——以江苏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对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日益重视。在江苏抗日根据地,为了动员广大农村妇女,中共一方面凭借妇女协会、妇女抗日会等'正式'组织资源,另一方面则利用保甲制度、旧式组织等'非正式'组织资源。中共的农村妇女动员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且具有鲜明特点,充分反映了中共在一个具有浓郁传统色彩的乡村社会利用多重组织资源实现革命动员的策略选择。

狱中绝笔 日记明志

“我绝不放下为贫苦人民奋斗的责任。”“未来的世界终归是我们的!”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本具有特殊意义的日记。它的主人是曾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的贺瑞麟,日记中的文字真实记录了革命者在狱中的艰苦斗争生活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

五四时期恽代英的家庭观

五四时期恽代英在传统家庭环境下的思想情状,为探究其家庭观念提供了一个切口。传统家庭繁复的人事关系使恽代英一度处于苦闷压抑状态,在思想上萌发改良家庭的同时,实际上他却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秉持一种温和取向。这些既凸显了彼时部分新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的认知情形,亦揭示了他们对社会问题乃至救亡问题的关注与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