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发挥喀什地缘经济优势的机遇与挑战

经过十年建设,喀什经济开发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央政府政策支持和内地各省份对口援疆的大力推动下,喀什地区在较短时间内被国家力量引领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正发生结构性转变,处于亚欧大陆中心和支点地带的喀什又一次迎来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积弊甚深的内部约束和日趋激烈的外部挑战。喀什要想如沿海开放的深圳那样抓住机遇,成为中国沿边开放和向中亚、南亚、西亚投射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力量的前沿基地,进而发挥失落已久的丝路枢纽地缘经济优势,还需要政、学、商界共同努力,在大变局中切实推动亚洲经济贸易的内陆联通和中国的产业西进。

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下东盟部分国家投资机遇——主题讲座摘要

中国电子和机电产业在评估东盟国家的投资机遇时,更应结合中美关系和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特点来研究投资的风险和机遇,并未雨绸缪制定预案。本文综合整理了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教授恽文捷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下东盟投资机遇”主题讲座上的演讲内容要点,供业界参考、分析和研判。

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

19世纪初,欧洲东方学的亚洲内陆研究正处于学术转型时期。为了搜集中国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和中亚汗国的自然、人文信息并促进通商,俄国政府于1811、1813、1819和1820年分别向中国新疆伊塔地区、浩罕汗国、土库曼部落、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派遣了间谍、特使或使团。他们的考察报告为俄国的中亚扩张奠定知识基础,并使欧洲学界认识到:中亚和新疆贸易路线的开辟和发展可促使下诺夫哥罗德和阿斯特拉罕成为亚欧大陆桥的贸易枢纽,以联通里海、黑海和波罗的海贸易网,加强欧亚与黎凡特地区的商品流通。俄国报告亦引起英法东方学界的关注,不仅激发了英俄的中亚竞争,更推动了欧洲东方学界"中央亚细亚"概念的确立及其知识体系建构。

共和、风投、霸权——清末北美“红龙-中国”反清革命档案史料新解

1908到1911年,容闳、孙中山联合美国人荷马·李、布思和艾伦等,在北美秘密策划了以"红龙-中国"为代号的反清革命方案。中美学者在解读"红龙史料"研究容、孙、李向美国财团开展革命融资的动机时,提出了一些理想化、简单化甚至错误的解释。笔者在整理和翻译"红龙计划"档案史料后认为:创立共和、风险投资和谋求美国的亚太霸权是策划者们发动反清革命的核心目的。在以革命手段将个人或团体的政治、经济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进行捆绑时,他们因目标和身份的差异形成了对中国政局、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不同判断。这不仅造成部分策划者态度的反复与彼此之间的误解,更在诱导美国财团在投资中国革命这一关键问题上几乎偏离了反清革命的初衷。

英国干涉左宗棠西征考论

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后,以威妥玛和福赛斯为代表的英国外务部和印度事务部官员采取情报搜集、战略评估、舆论影响、外交施压、财政钳制和诱导缔约等多种干涉手段,试图以居间调停为名阻止清军西征、迫使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以保护印度。左宗棠则相应采取了坚决而有效的应对措施。中英之间就西征问题进行的博弈不仅揭示了霸权主义为维护其全球利益而综合利用多种资源干预他国内政的理念和实践,更凸显了以下史实,即晚清对外交涉主导者若能准确把握国际关系态势和战略契机,亦可制衡强权并实现对国家利益的有效保护。

后疫情时代中巴经济走廊经济特区建设的意义与挑战

经济特区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建设的重点内容,将推动走廊沿线地区乃至巴基斯坦全国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更可以通过产业发展把中国西部与中东和西亚的产业与市场进行联通。在后疫情时代,中巴经济走廊经济特区建设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乃至中南亚枢纽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过,走廊特区建设仍受包括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安全问题、宗教民族问题、政经制度差异和社会文化隔阂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对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建设的落实构成挑战,需要审慎应对。本文拟对走廊经济特区的意义、风险、挑战和对策进行初步梳理,以便学界更深入地认识巴基斯坦经济特区建设的现状和后疫情时代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

欧洲东方学二元中国认知的发展及其影响

在当前美欧亚洲和中国学界盛行的"内亚研究"(Inner Asian Studies)及其所鼓吹的"游牧民族征服中国(China)论"、"清帝国内亚殖民说"和"反对清朝汉化论"等史论有其深刻的欧洲东方学学术史根源,是对中世纪以降欧洲学界亚洲观和中国观的继承与发展,受到了托勒密地理学、传教士汉学和19世纪欧洲中亚研究的重要影响。其中,被部分当代西方亚洲研究者用以解构中国"天下"和"大一统"观念的,由"Scythia-Serica-Sin?"、"Tartaria-China"和"Central Asia-China"发展而成的"Inner Asia-China"等二元中国论述的认知与理论框架是支撑上述史论的基石。因此,有必要对欧洲东方学二元中国认知的产生、演变、发展和影响进行研究,以便从学术史角度解析欧美学界借历史重构来干预中国民族和边疆问题的思维模式与理论范式。

特区经验可为一带一路提供中国智慧

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成果,深圳经济特区不仅为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中国智慧。

试论英俄土对阿古柏伪政权的扶持

本文利用中英俄土各国文献,深入讨论同光之际窃据中国新疆南部诸城的阿古柏伪政权与英俄和奥斯曼帝国遣使联络的动机、过程和影响,以及当事方对相关局势的判断和利益的考量,探索英俄土三国对阿古柏政权乃至新疆地区认识的演进过程及其地缘战略定位,研讨三国在扶持、利用或压制阿古柏政权方面进行的互动。阿古柏伪政权与三国的交往不仅将新疆推入大国中亚竞争的漩涡之中,更激化了俄国与英土联盟的对抗,开启了近代域外势力利用宗教和意识形态干预中国新疆内政并引发大国竞争的历史先例。

孙中山国族思想对西方民族主义的借鉴与升华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缘起于反清革命,早期曾受到19世纪欧美流行的“种族主义”影响。随着中山先生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化,他对民族主义的内容不断修正,最终扬弃了西方殖民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因素,将其升华为用以统合中华民族全体同胞的国族思想来建设现代中国。因开展反清革命宣传时曾借用欧美的话语、观念和理论,中山先生的国族思想至今仍被一些学者批评为“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近年来,随着中国发展壮大,一些别有用心者更将其刻意曲解,企图通过抨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国族观念来解构“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进而“把中国去中心化”。因此,有必要依据新老史料正本清源,研讨孙中山反清革命时借用欧美理论和话语的动机与方式,以及他在后来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通过建构“三民主义”国族思想对西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形成的批判与升华。

种族主义是美国国家建构的原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乔治·弗洛伊德事件进一步撕毁了后冷战时代美国精心编织的所谓平等、自由和"民族大熔炉"的伪装。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媒的统计数据,美国黑人和拉美裔在新冠疫情之中的病亡率是白人的3倍,疫苗接种率一度只有白人的一半。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爆发半个多世纪后,"黑命贵"运动再度控诉美国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与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种族压迫。虽然美国政客为稳定局势对抗议者采取了安抚措施,但是种族歧视作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19世纪英属印度对喀喇昆仑通道探查测绘考述

本论文利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和论文集》等资料对与近代中国和南亚关系史密切相关的喀喇昆仑通道的探查测绘进行研究,讨论19世纪英人探索该通道的动机、方法及其有关新疆南部和中亚的知识演进过程,尤其是以摩尔克罗夫特、海沃德、罗伯特·肖、"印度测绘项目"和福赛斯使团成员为代表的英属印度军、政、商、学界人士以现代方法探查测绘该通道及其北部地区的过程,以及探查测绘对英俄两国地理学家建立中亚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意义。文章认为,英属印度政府和个人在获取地缘政治利益、开辟贸易和完善中亚知识体系三大动机的驱使下,于19世纪运用现代技术对喀喇昆仑通道进行了持续和系统的探查测绘,不但使该地区的地文和人文状况公之于世,更把中亚和新疆深度纳入英俄霸权争夺和亚欧大陆地缘政治竞争的理论构建之中。

英国协助张格尔袭扰南疆真伪考

本文对我国学界有关嘉道时期英国协助流亡和卓张格尔袭扰南疆的论点和论据提出质疑,进而通过分析相关中英俄文献资料论证英国并未直接介入张格尔事件。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19世纪英俄中亚争霸酝酿时期,部分英国人士从中亚和广州两条渠道搜集张格尔事件情报并予以分析,进而对清朝的新疆治理、浩罕与新疆的关系和中亚局势做出研判,指出英俄向中亚和新疆进行地缘和贸易扩张的前景。英国人士对张格尔事件的讨论为英商促发鸦片战争和推动英属印度中亚扩张提供了参考。

中亚知识体系建构与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转型

从学术史角度看,19世纪欧洲学界的“中亚”知识体系建构对其传统东方学和汉学研究存在继承和改变两个层面:其继承者,主要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东方认知及其价值判断,这是建立在托勒密地理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世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变者,则多来自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推动的东方知识的系统化、科学化和实用化。这突破了19世纪前欧洲东方学和汉学的教会和学院派传统。

燕园旧影

燕大校园具有天然美丽，加上人工建造，假如只有天然美丽，不加人工修饰，便近于“野”，反之，假如完全人工修饰，没有天然美丽，便近于“俗”。燕园的美，在有湖光山色，配上美轮美奂的建筑，宏伟雅致。园里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佳景；无论晴阴雨雪，也有乐趣，绝不单调，这样美的环境，令人陶醉。——徐兆墉《燕大的逸闻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