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红岩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探析

红岩精神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一,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蕴含着巨大的育人价值。红岩精神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内容上具有融合性,在价值追求上具有契合性。在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学中,积极主动地融入红岩精神,能够推动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

近代日本外交官和汉学家的重庆认知——以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为中心

明治时期日本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竹添井井于1876年游历了中国的巴蜀地区,其后撰写出的汉文游记——《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包含了大量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考察。以竹添井井游历重庆时的见闻为切入点,不但可以发现其笔下重庆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还可以透过日本人的视角观察近代重庆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竹添巴蜀之行与近代重庆开埠的关系。

本土和全球化视野中的立德乐与《扬子江峡谷及重庆游记》

泰西各国在近世突飞猛进、国力极臻，远东中国漏邑日甚、抱残守缺，昧于外情。地理大发现又使东西方在地理距离上拉近，怀揣贸易为国家安全之基本保障理念的英国首先利用坚甲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受益于条约制度，西人身影遍及西南商贸重镇重庆，其中英商立德乐在重庆的活动对近代重庆乃至中国内陆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立德乐及其活动做了三个方面的考察。首先，关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中国西部内陆的觊觎；其次，通过过立德乐的视角窥见晚清渝城的社会面貌；最后，对立德乐与近代重庆社会，及与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做一述评。

晚清重庆华洋诉讼与地方司法初探——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华洋诉讼是晚清司法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川东重庆自开埠后,外国人大量楔入,在频繁的中外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华洋诉讼案件。囿于资料上的限制,这一主题长期乏人问津。以四川省档案馆藏的巴县档案为中心,对数量上占最大比例的钱债、偷窃诉讼案件进行研究探讨,基本涉及诉讼的实态、基层司法的运行以及重庆城市面貌三方面的问题。通过其考察可以了解晚清中国西部面临的复杂社会情形,也可从一个侧面深化对清史的研究。

疾病与社会:清季重庆城的霍乱应对——基于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1908年的霍乱是目前可查晚清渝城发生的第一次烈性传染病,引起了地方的广泛关注。试图摆脱"地方性事件"的解释框架,将此次大疫置于晚清中国大变迁的背景以及重庆——中国内陆开埠城市的特征中思考,希冀通过细腻考察各方力量对这起霍乱的态度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勾勒出晚清重庆城地方权力的运作以及西方殖民势力的影响,进而展示这座开埠口岸复杂的社会生态,以深化对近代重庆城市以及晚清中外关系问题的理解。

近代长江上游城市重庆的水上救生事业探赜——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清代重庆发展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贸流通中心,与优越的水文条件密切相关。然而,川江又以险滩林立、急流奔腾著名。到清末民初,为保障行旅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重庆水上救生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呈现出官府持续增设救生红船,士绅初创拯溺善堂的局面。通过对以上两种救生载体的运作及救生效果等内容的详细考察,窥探在近代中国大变局的时代,重庆地方政府为防止以士绅为核心的地域社会发展,借由政治资源广泛介入慈善救生活动,以实现强化政治生活,加强基层管理的目标。

近代重庆中英“版权”诉讼案研究——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20世纪初期的重庆发生了一起令人费解的华洋“版权”纠纷案。上海广学会状告重庆城的书铺私自翻刻售卖他们的书籍。英国驻成都总领事照会四川总督要求严肃处理。过道行县,案件由巴县衙门直接负责。诉讼案最后以书商接受罚银的惩处告结。戏剧性的是,责罚权转移到了行业团体——书帮手上。所罚银两也不是支付给原告上海广学会,而是拨给地方劝业局使用。结合时代背景,思考不寻常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近代中外势力的博弈与妥协、中国商业的发展以及对教育现代化的追求等因素引起了地方司法实践的变化。

近代长江上游城市的博览会活动考察——以重庆为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商品博览会在中国勃兴,长江上游的商贸重镇重庆在政府和民间团体的相互配合下,经历了从参展到自主筹办的历程。这种新式商业活动的出现不仅影响到人们对商品的理解,实际也改变了地方的社会风气,灌输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在这一活动中,商品承载了现代城市形象的重要象征意义,无论是参展还是主办,都成为鼓舞并实践现代文明城市的手段,“消费型”城市作为政府规训下的高度地域认同,逐渐改变了重庆这座西部内陆城市的发展脉络。

重庆地方党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

重庆地方党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体系具有内在可行性与必然性。本文以重大事件为例阐述了重庆地方党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内容、方法与效果,以期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

近代重庆地方政府的报刊出版活动

川东重镇重庆在近代遭受西力的强势冲击,被迫开埠通商,加上清廷自上而下推行新政的影响,地方社会风气逐渐出现变化。在内外合力影响下,具有近代性质的传播媒介——报刊在川东地区应运而生,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关注重庆府辖巴县县政府的新闻出版活动,窥见地方政府在近代报刊订阅、报馆开办过程中的身影,论说地方行政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并非总是阻碍的角色,也有发挥积极的作用。

晚清重庆城的恤老救济事业考察

以长江上游通商口岸重庆城的养济院为例,拟从收养的程序、人群范围、资金来源及具体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窥探这一救济组织在清末的具体运转。区别于既有研究,侧重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考察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企图借助各种救济组织实现强化社会秩序的目标,即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体现出政治化的明显特征。

晚清重庆地方政府的兴学活动考察——以巴县新式学堂为例

清末一场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运动席卷全国,作为皇权在地方的延伸,各级地方政府在兴学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重庆为例,细致考察政府的兴学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发现,此时的兴学活动,除了要解决民众教化、增进知识等问题外,更重要的是面临新的挑战,如国家认同、国民塑造、强国强种等,而后者影响了截然不同的兴学内容和方式,形成了行政权力与士绅长期主导学务活动的竞争。所以,看似单纯的兴学活动背后隐含了行政力量在知识领域的强力渗透,以此作为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清代重庆的水火灾害与地方的救济活动考察——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据《巴县志》及《清史稿》统计发现,清代重庆因受地理条件、房屋建筑、市政设施以及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成为水、火灾害的高发区,呈现出频率高、破坏性大的特征。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面对频仍的水火灾害,采取捐银、购置水龙、成立公局等措施来应对,由此可见清代重庆基层政府在地方救灾活动中的角色及其推进国家治理的独特方式。

清代重庆育婴慈善活动的历史考察——以育婴堂为中心

清代社会保障事业普遍兴起,针对不同人群的各种慈善救助机构、组织在全国广泛设立。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创设了辐射城乡的拯婴善堂——育婴堂,以拯救婴孩、挽救社会颓风,同时推动了清代重庆慈幼事业的较快发展。政府扮演积极角色,是清代重庆育婴事业发展的一大特点。从整体上看,清代重庆育婴事业还存在救助规模有限、经费不足以及管理混乱等问题,使得救济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晚清地方政府与新式货币的推广研究——以巴县档案所见重庆为例

清末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的货币制度濒临崩溃,为防止国家财政金融领域发生重大变故,清王朝开始了近代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币制改革,银元被改造成为国币,逐步实现了对制钱的取代。长江上游的重庆城,商贾云集,百物萃聚,自开埠通商后,商业更是蓬勃发展,货币的改革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档案反映的史实来看,在朝廷的谕令下,重庆地方政府采取了系列推广银元的积极措施。这不仅能稳定地方的经济,更为国家银本位制度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江南地区旅游资源的破坏及建设刍议

唐代江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活动形式多样。但由于受到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的破坏,唐代的旅游资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人为破坏的影响更为持久和深远。然而,唐代作为我国古代旅游活动发展的高峰期,唐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十分注意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以更好实现旅游资源的观赏价值。

青年聂荣臻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实践——以聂荣臻早期史料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革命思想的形成,与青年时期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赴法勤工俭学密切相关。五四运动时期,聂荣臻在江津积极参与爱国宣传和动员活动,爱国主义精神在其心中牢牢扎根。在法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马列书籍,积极参加争取学生利益以及维护国家权益的运动。以上活动不仅使聂荣臻的斗争能力得到锻炼,而且从实践中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发现了中国落后的根源。这一切促使他在思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探索出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为之后回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权力与日常生活：晚清重庆的种痘防疫与环境卫生活动探赜

聚焦于巴县档案所载晚清重庆的牛痘接种和街道卫生清洁活动,重点关注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通过以上内容的考察发现在晚清大变局时代,重庆地方政府主动、积极介入日常生活的场域,实则是受清末强国、强种话语以及西方势力挑战的影响。基层政府试图通过医疗环境卫生话语权的建构,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维护地方的治理秩序。

周恩来的流泪报告:烈士们的不朽精神

若飞!博古!希夷!邓发!黄老先生以及一切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和扬眉!你们集体牺牲,你们已成了“四八”烈士。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下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象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清代重庆的假伪药品整治活动——基于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四川历来作为药材出产的首善之区,药材贸易成为商业发展的大宗。尤其是到近代,川东城市重庆开埠通商,渝城的药材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当然也带动了整个川省药材市场的繁荣。随着渝城药材市场的兴盛,不少商贩为谋取私利,制作、售卖假药、伪药品的情形变得频繁,直接威胁百姓的生命健康。围绕这一问题,清代重庆的地方政府及绅衿合力开展整治活动,通过多种举措的实施,既保障地方百姓安全,又维护地方的商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