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少吏升迁制度考辨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代少吏升迁制度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察廉制度与功次制度,这是汉代少吏的主要升迁途径;其二,孝廉、贤良方正、茂才、捕格群盗尤异,这是汉代少吏的辅助升迁途径。上述升迁途径共同构筑起汉代少吏的升迁制度。这项制度使得汉代少吏升迁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保证了少吏的垂直上升较为通畅,有利于广泛地从基层提拔各类优秀吏员。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整个官僚阶层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便于汉代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一步促进汉代社会的治理与稳定。

汉代“少吏”论考

秦汉官与吏并无严格区分,按其秩阶分为长吏和少吏两个层次。长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秩阶为二千石至比二百石之官吏,即所谓朝廷命官;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两汉史籍所见小吏实为少吏之讹误,二者概念范畴基本一致。少吏讹为小吏约始于宋代,此为史籍流传之必然现象。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启封疆、利社稷”与春秋卿大夫的制度维新

西周晚期及春秋前中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两种具体形态:一是"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宗法分封,一是"启封疆、利社稷"的大、小兼并和领邑争夺,这两种并存的历史形态又是一个从恪守传统伦理价值到伦理叛逆与突破的历史过程,二者互为表里而交互作用。与诸侯兼并启封、小国坠命亡氏、诸侯大国日渐崛起相随,中原各诸侯国不约而同地走上卿大夫专权及公室卑微之路。春秋中后期卿大夫主导的兼并、扩张,以及田制、税制与军赋制度的相关调整与变革,加速了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及社会组织的新陈代谢。春秋中后期卿大夫对传统礼法(习惯法)所进行的变革就是对适应新形势、巩固新社会成果的积极回应与历史实践。春秋后期卿大夫轮流执政制、县制、谷禄制等新社会组织原则的探索与实践,不但改变了宗法分封制之下采邑主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使之成为国家官吏,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宗法血缘社会向中央集权郡县制社会的演进。

汉代少吏选拔资格考述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代政府不仅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汉代少吏的升迁渠道,而且为确保少吏队伍的基本素养,从用人源头上对少吏群体的选拔资格予以严格规定和限制,主要有五个方面:家赀限制;年龄限制;道德和才能标准;文字知识和晓习律令的方面限制以及对特殊群体的限制,即赘婿、贾人、吏坐赃者及其子孙。严格的选拔资格保障了汉代少吏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汉代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吏治前提。

台湾民主国历史上下限研究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人民,为保卫国家领土,在求内无应、求外无援的情况下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从萌芽到消亡,存在时间长达六月之余。文章根据史料对台湾民主国的上下限进行研究,以期对评价历史人物,还原历史事实提供重要的史学价值。

汉代“有秩”与“啬夫”关系考辨

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再次证明,汉代"有秩"和"啬夫"实乃两个独立官名:"有秩"分"官有秩"和"乡有秩"两类",啬夫"分"官啬夫"和"乡啬夫"两类。中华书局版《汉书·百官公卿表》及《后汉书·百官志》关于"有秩、啬夫"之点校正确无误,是历史事实的反映。

西汉少吏的时代转型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汉书》可考之史实为中心

汉代"少吏"指官僚群体中位居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受汉代用人之制、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变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汉时期的少吏有一个从"文法之吏""儒化之吏"到"吏化之儒"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这一方面反映出对秦时以法吏为主之弊的渐进式调整,另一方面又可弥补不谙吏事、不达时宜的儒吏之弊,从而使汉代官吏形成儒法兼通的历史格局。此外,汉代社会还给予少吏晋身的通路与保障,使得众多少吏得以渐达官僚结构上层;而这类官吏的参政不仅可保证施政的正确性、针对性和可执行性,而且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并有效治政。

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生活形态

汉代"少吏"是汉代官僚结构中的低级官吏。汉代少吏享有的社会待遇包括赐钱、赐金、赐爵、赐肉、赐酒、赐食,增俸及休假等内容。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汉代少吏的选拔资格、升迁制度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与平衡机制,从而为汉代少吏创造出一种优质的生活形态和仕宦秩序。作为反馈,汉代少吏大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了切实的国家治理。

汉代郡府少吏的名目、人数及其演变趋势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初,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较少;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成倍增加。其总趋势是:长吏在汉代郡府吏员总额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少吏则呈上升趋势。其一,汉初长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10.26%,汉成帝末年为2.11%,东汉时降则仅占0.22%;其二,汉初少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89.74%,汉成帝末为97.89%,东汉时则升至99.78%。汉代郡府少吏的上述演变值得重视。它不仅反映出汉代行政组织的日趋完善与成熟,而且表明少吏在汉代行政运作中的作用日臻重要,说明少吏是两汉社会秩序与行政运作的重要支柱与载体。

乙未保台斗争和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从甲午战争开始到烟台换约,中国官员、士大夫和台湾士绅等各种势力就保台一事相继提出了各种挽救措施。反割台斗争是清廷各级官员与台湾士绅的共同行动,并非台湾绅民的孤立之举。由于诸官绅没有认清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过分倚重外援,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各项措施最终付于流水。因此,面对日本索割台湾的现实,台湾绅民成立台湾民主国,进行自主保台。

冲击映像方法在水工结构渗漏病害检测中的应用

冲击映像法作为一种基于弹性波反射原理的无损检测方法,具有检测速度快、结果直观可视的特点,能够快速的评价地下介质沿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变化。针对水工结构及其下部基础的特点和常见病害,以弹性波在多层介质不同交界面的传播特性为理论基础,采用有限元动力法分析弹性波传播特性与缺陷位置、缺陷大小的相关性,特别关注介质表面的冲击响应能量与缺陷位置、大小的关系,明确介质中缺陷的平面分布情况,评价了该检测方法的误差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以具体水工结构渗水病害检测工程为背景,详细探讨了适用于水工结构检测的数据采集、分析、结果修正和结果可视化处理的方法,最后评价了缺陷分布和可能存在的渗透路径。

春秋卿、大夫、卿大夫的内涵生成与时代变迁——基于《春秋左传》的历史考察

在春秋时人的话语体系中,"大夫"有三种涵义:泛指卿与大夫;确指各国之卿;指大夫等级本身。在鲁隐公时期,"卿"与"大夫"之间尚无特别明显的区分,其用法在《春秋经》中得到保留;从桓公时期开始,春秋贵族势力日益繁衍膨胀,等级隶属观念加强,内部分化逐渐加剧,开始有意识地将"卿"与通常的"大夫"相区别;至迟在春秋晚期,作为一个有固定内涵的词语,"卿大夫"合用,作为泛指诸侯之下、士之上的宗法贵族阶层,这正是"大夫"在春秋时期等级分化与社会伦理变迁的反映。这一变化对社会性质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又集萃于"国人"的内涵变迁之上。一般而言,春秋"国人"可概指卿、大夫、士,但是在与卿、大夫有所区别时,"国人"则主要指下层大夫和"士"。春秋战国之交以降,"国人"俨然成为平民大众的代名词。这既是语言内涵的历史传承、时代变迁及内涵新赋,亦是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在人类语言上的反映,更预示着一个"布衣将相"新时代的到来。

春秋卿大夫与“国人”的内涵变迁

春秋时期的"国人",指春秋伦理秩序中的卿、大夫、士,士是"国人"的主体。当有意与卿、大夫有所区别时,"国人"主要指下层大夫和"士",春秋卿大夫是"国人"的权力中心与领导者。春秋时期,庶民、工、商不当在"国人"范畴。春秋中后期,随着公室式微,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斗争日益加剧以及春秋、战国之际官学下移、私学兴起,文士渐渐取代武士而成为历史主角,"国人"的内涵亦悄无声息地完成历史转型。春秋战国之交以降,"国人"俨然成为平民大众的代名词。随着官僚社会结构的日渐形成,"国人"作为一个古老词汇,虽依旧保留在典籍之中,但它的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这既是语言内涵的历史传承、时代变迁及内涵新赋,亦是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在人类语言上的反映,更预示着一个"布衣将相"新时代的到来。

“上帝引逸”辨正--(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商榷一则

"上帝引逸"之"上帝"非谓古帝舜、禹,而是指天、皇天;"上帝引逸"并非至德之人法天"无为而治",实指皇天以"德"为导启,谴告谨戒逸豫之人,并以"德"作为"天命之权"递相转徙的根据。皇天对有"德"者的选择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天命"(无形无声的至上标准)与"德"(人世可及的价值标准)的联动,不但是周人藉之获取天下权力"正统性"的根据,而且演变为周人的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是两周社会政治权力转移的思想源泉。

春秋“卿”“大夫”辨正两则

春秋时期“卿”非“上大夫”,“卿”“大夫”是“爵”称而非“官”名。具体而言,在春秋前中期,时人话语中的“官”指具体职事,而不涉社会等级秩序。由于血缘组织及其宗法伦理依旧是春秋政治社会的主流,贵族爵位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其权力、官职大小,还直接决其采邑的多寡、规模及其社会待遇;官职大小则是卿大夫巩固、延续其家族势力的有力保障,遂使“官”“爵”之间呈现出合一的征象。但到春秋晚期,作为等级秩次的“爵”称也带上职事性的社会特征,如秦国的“右大夫”,晋国的公族大夫,尤其是魏献子所命十个县大夫,实际已与战国秦汉时期“流官”性质相近,然而又带有封建制的历史遗痕。

《洪范》“彝伦”释义

“彝伦”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要理解“彝伦”精义,当从两重维度进行把握。一则,“彝伦”为周代史官探索宇宙本体的思想结晶,是对天道、人道及其运行规律的高度抽象,以阐释天人之际的哲学架构与政治伦理。从这一维度观察,“彝伦”类同于老子的“道”。二则,“彝伦”等同于先秦两汉话语体系中的“伦理”“人伦”和“人事”,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等差秩序、现实社会的典章制度及其价值系统。从这一视界理解,“彝伦”又近同于现代伦理学的三个维度——人伦关系、政治秩序与个人品质。“彝伦”的上述维度,反映了周代史官的整体视界。

锡命制度与周王“正统”及“天子”信仰

锡命制度是周天子封建诸侯、命官赋职、赏赉有功等活动时所举行的隆重典礼。周王锡命并非一种简单的仪式性制度,而是周人统治思维的反映,它渗透着西周的深层伦理价值观念。周天子正是通过锡命礼的伦理定位与价值操演获得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认同与精神信仰,进而凝聚成"一心辐辏"文化传统与价值思维,从而将姬姓与异姓诸侯(王室与天下诸侯)抟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政治实体,推而建构出"天子—守臣(诸侯)—陪臣(卿大夫)"政治结构。它不仅与西周时期宗法、分封之制相辅相成,而且是春秋时期尊王攘夷、诸侯邦交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战国秦汉以降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源头。

西周金文中伯雍父、■、彔的身份与关系新探

对于西周金文中与《彔卣》有关的师雍父、伯雍父、彔、■、伯、彔伯■这几个人名的身份与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或认为彔与■同系一人,或认为伯雍父与■同系一人。然而,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梳理并结合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分析,只能确认以上数人为身份和地位各不相同的四人而不可泛泛系联,师雍父与伯雍父同,■与伯■同。伯雍父为周王的重臣,曾率军戍守古师;■既直属于周王,又是伯雍父的属官,多次执行军事任务;彔的地位比前二者要更低,可能是师雍父的下属;彔伯■为西周诸侯,其时代晚于前三人。至于另外一件《雍作母乙鼎》则是西周晚期器,更与伯雍父无关。

《燕国史稿》(修订版)评介

彭华教授的《燕国史稿》一书，肇端于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其时，正值作者追随史学名家谢维扬先生问学之际。彭华先生当时便“有意撰写一部《燕国史稿》，但因硕士学位论文篇幅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最后只做了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即于1999年6月提交答辩的《燕地的古族与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