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民主与领导:从伯里克利到亚西比得和尼西阿斯

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开辟了雅典的黄金时代,但他铸造的辉煌随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惨败转瞬即逝。酿成雅典惨败原因诸多,伯里克利之后领导的堕落和失败是最关键的一项。民主与领导的关系扭曲,领导者的政治性格和城邦的政治机体都在腐化、堕落之中,战争进程中民主的放纵与领导人的堕落,这一切导致了雅典的毁灭。

从专制主义到理想主义——霍布斯、卢梭、黑格尔三种国家观之比较

霍布斯、卢梭、黑格尔分别作为英、法、德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他们的国家观颇具争议,都曾被冠以专制、极权的名义,但在其精神实质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他们各自关于自然状态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说及其国家学说特征的论述上。经由以上诸方面的探究,可以清晰地辨识出这三种国家观所体现的从专制主义到理想主义演进的脉流。

当代中国的巨大成功与西方右派的“深刻”反思

冷战后至今,关于世界政治的西方思想有一项重要的演变结果,那就是关于经济成功的集权主义强国的生命力与其对西方的巨大危险的新理论。这类理论主要出自西方右派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深刻"反思,其前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由此显示出强劲的活力。它实际上是被迫承认世界上可行的政治体制的多样化和西方政治体制无比优越观念的严重危机,同时深刻地体现了西方根本的价值观念自信的动摇。这类理论的提倡者和信奉者将"经济成功的集权主义强国"(首先是中国)认作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权力优势、精神优势和自信心的最大的长期挑战,然而若干基本因素使得它们几乎完全提不出具体可行的战略。

修昔底德复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论启示

史家修昔底德被视为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奠基者,而且因其现实主义思想内涵丰富而被盛赞为"复杂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一脉相承,但新现实主义在尽展宏观层次理论魅力的同时,也使国际政治变成了由权势架构的一副单调图景。与此对比,修昔底德包容结构的复杂现实主义思想,使体系层次和问题领域的国际政治考察实现了有机结合,并由于对国际政治的伦理考察,表现出远远高于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力。

中国的辉煌成功与西方的观念演变

2008北京奥运的完美落幕进一步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标志着中国的国力、国势、国运进入新的上升轨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度成为国际热点话题。中国的发展、崛起将引起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变化中的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发展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及"中国责任论"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中国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新任务、需要确立怎样的国家大战略、做出何种新的战略选择?要不要居安思危,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对这些问题,不仅精英层在严肃思考,普通民众也极为关切。鉴此,《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社2008年8月31日以"‘奥运后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题举办研讨会,邀请京津两地20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现将会议主要观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雅典为何终告惨败?——关于民主、内争、文化特质和战争效应的辨析

雅典为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终告惨败?对此,修昔底德直接提出了内争这一远非肤浅但仍有限的答案。此外,自古以来最为流行但不无偏颇的观点是雅典败于其民主政治,尤其是它在最后阶段的巨大混乱和严重失控;雅典政治领导的个人素质蜕变和由此加剧的内部争斗也得到了格外的强调,而雅典战败被特别归咎于此。所有这些解说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导致雅典惨败的部分重大缘由,但它们并非最深刻、最重要的缘由。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锐利的目光审视,我们可以洞察雅典的根本败因乃是植根于社会本身的深层文化特质,连同城邦政治和社会心理在战争重压之下的脆弱性。漫长的战争给雅典社会/政治机体施加了难以承受的经久压力,同时大大加剧了其深层文化中以极端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亚西比得综合症”及其独特的“傲慢”。它们撕裂了愈益脆弱的社会纽带,侵蚀了雅典赖以打赢战争的内在活力。

大战略与政治文化——一项侧重于对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研究

大战略与政治文化属于不同的学科和理论研究范畴,但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强大的隐性制约力量,政治文化与大战略之间的关系必然复杂而又多重。发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揭示了极丰富的大战略和政治文化机理,对它们的研究和领悟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质以及丰富的现今和未来的意义。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是与政治文化休戚相关的头等国务,宏伟辉煌的大战略成就可以塑造新的政治文化要素,而政治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战略缔造,帮助或损毁大战略实施,并且决定大战略的成败,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运。

战略、制度和文化的较量——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与迦太基

作者认为需要以战略、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综合较量的视野看待第二次布匿战争——决定西方文明未来方向的一场持久大战,并在它们互相能动的关系中探究和展示罗马最终战胜迦太基的基本缘由。在制度领域和首先体现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领域,较量的主体是作为两个国家或社会实体的罗马与迦太基,而在战略领域,它们却大致只是汉尼拔个人与元老院主宰的罗马国家。罗马赢得了所有三方面的较量,其中真正艰难并且确实曲折跌宕的是在战略方面,包含重要的战略机理,而费边和小西庇阿是罗马统治集体内战略贡献特大的两位军事统帅,罗马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则构成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比较而言,作为民族精神和政治文化竞争的文化较量最深刻、最广泛,制度较量次之,战略较量又次之。然而,由于军事天才汉尼拔,对人类事务影响非同小可的偶然性在这场战争中大大有利于迦太基而非罗马,体现了人世间偶然对“结构性”必然的一幕精彩反差。

灾祸伏于辉煌之中——对伯里克利大战略失败的政治文化解释

开辟雅典黄金时代的伯里克利持有明晰的治国大战略,其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造就和维护作为辉煌的民主城邦及其帝国的“伟大雅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伯里克利的大战略在他在世的时候即已开始失败。导致失败的最致命因素是希腊文化中独具特色和相对新颖的雅典政治文化。伯里克利企求的雅典荣耀遭致众邦敌视和抗拒,最终促使帝国覆灭;他作为首要人物助成的冒险、革新、不甘安宁和想望扩张的雅典国民性格,连同以战时勇敢为最高荣誉和美德的希腊传统文化精神,与他依凭来进行战争的战略相悖,并且最终占了上风;他对智慧和理性的崇信,使他关于开战和作战的战略预计或规划产生若干严重缺陷,同时导致或加剧了凸现于雅典政治文化中的致命的“傲慢”。伯里克利的大战略未能承载“伟大雅典”,后者最终毁于他参与启动但未能打赢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