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及风险社会下的中国农药立法完善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药立法关系到我国食品安全、环境,包括大气、水、土壤等诸多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农药立法是我国国民生存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法律。作为一种特殊产品的农药需要两个层面的立法,即工业社会以来经济层面调整农药生产经营销售等的法规,以及适应现代风险社会需要,以限制和规范农药风险性为主的制度措施。后者在当下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我国农药立法整体仍沿袭传统时期重经济调整而非风险控制的基本框架和立法思维定势。在立法构成上,风险规范整体呈严重不足态势。中央层面,农药基本法规效力位阶低,风险调控规范数量少且以局部调整为主,地方层面更是对农药类法规鲜有专项规范。在具体制度上,风险控制规范主要随附于其他法规如《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等,做附带性调整;部分风险控制制度不适应我国仍以家庭为主要农业生产主体的基本现实,如农药记录制度、农药包装收集制度等等更适合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难以形成对我国农业生产主体———家庭的有效规范,实效性有待提升;风险控制制度普遍缺乏更为微观细节的配套支持,等等,这些都是我国未来农药立法需要完善的方面,也是我国应对风险时期,构建生态文明的法制前提。

法律运用的误区与分析——拒签导致孕妇死亡事件再反思

2007年发生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因家属拒绝签字,最终延误救治导致孕妇及胎儿双双死亡的恶性事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如今,讨论尘埃落定,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侵权责任法草案》有关医疗法规的制定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事件的直接影响。针对有关讨论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当前的立法实践,本文在指出事件中法律的错误运用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的基础上,对医院和卫生局错误运用法律的原因和背景,以及相关讨论中对法律的批判和过分推崇道德解决模式等倾向进行了分析,剖析事件所反映的多方面问题。同时结合当前对医疗问题进行立法的实践,对有关立法层面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和建议。

论新型食品安全问题的立法规制与不足——“超标粮食”问题及立法

随着环境污染以及现代食品生产链条的延长,重金属污染、粮食储存运输中的真菌霉菌污染等成为现代工业化运输仓储等流程污染与食品安全领域交叉产生的新问题。这一现象已经在立法层面被类型化概括为“超标粮食”,成为食品制度应予规范的新领域。通过梳理现有法规对类似问题的适用性,指出现有食品安全制度在应对类似领域中的不足和局限,如主要以存在主观故意、掺杂掺假等传统食品问题为主,对问题的规范缺乏较高立法的统一指引,部分可用于超标粮食问题的制度规范不全面等等,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

中国现行法律文本中责任规定浅析

法律责任是法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又古老的论题。从国家层面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到社会层面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都围绕对法律责任的认识和追究展开。法律责任的明确和运用是法律规范社会活动，甚至引导法治实践的重要环节。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述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语言源于生活，

论纵向监管理念对食品安全法草案民事责任立法的影响

分析了纵向监管理念在民事立法中的表现及不足,指出随着新型食品安全问题发展,纵向理念在民事立法上的局限日益显露,新的修改应该突破过度强化惩罚的传统思路,深入立法理念的反思,如此才能保证未来食品安全法草案的现实成效。

立法的参与和遵从浅析——公司与国家规则运作类比

在方法论上,以较小经济实体的状况来推演较大实体的运作是研究中并不鲜见的做法。在法律研究中,把较小团体和较大团体进行类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更清晰地反映问题。案例中公司内部非民主化决策的过程对国家立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立法民主性对于立法不仅提供了一个生成程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合法性基础,加强了参与者的主体性。立法民主可以更好地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并由此导致决策的准确性。

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法治评估是基于评估法治状况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法治指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实践带动了部分国家与地区在更广泛层面展开法治的量化评估。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经历了立法司法领域的评估考察、法治评估的全面探索两个阶段,表现出"嵌入性"、政府主导、法治理解广义化、法治评估区域化等特征。法治评估应该在"试错"中逐步实现区域评估的规范化、体系化与制度化,并作为区域法治建设的新增长点推动地方政府法治目标的实现。

法律人文主义教育论纲

本文主要分析了法律人文主义教育观念的几个相关问题。本文认为在现代法律职业手技术化时代 ,孕育着危险的同时 ,应转而注重法律职业人性化 ,因此在法律教育上应当强调法律人文主义教育 ,大力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的法律人才。

探析法律责任的司法认定方法

"一切法律制度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根据一个公民的作为或不作为所负的法律责任来制定原则"。司法过程作为法律制度运行的重要环节,其最为直接的目的是确定法律责任。权利和义务实践可由当事人根据法律规范预测和调整自身行为而进行,无需国家权力的辅助。并且,即使进入司法程序,判决也并不必然导致权利和义务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