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利用/覆被重建数据集历史文献数据源的应用现状与前景

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是开展长时段LUCC数据集重建的关键数据源。从百年以上历史文献数据源应用的角度分析现有中国LUCC重建数据集,将历史文献中蕴含的土地利用数据源归纳为统计、列举、描述和图像4种主要类型,从各类数据源应用现状、制备方法等方面对现有重建数据集进行了重点回顾,归纳重建数据集应用历史文献的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并从多重历史数据源综合利用、重建思路调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数据源制备效率等方面展望了LUCC重建数据集改进历史文献应用方式、方法的未来发展趋势。

清朝的“中国”概念

清朝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涉及清朝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对于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极为关键的概念。皇朝时期,“中国”并不是一个中性词,其表达着相对于“四夷”的优越性,是“华夷秩序”的一部分,且由此其也就被使用于“四夷”“天下”等语境中,这些也被清人所继承。就地理范围而言,清朝初年的“中国”相当于“九州”或者“十八省”,但从康熙时期开始,清廷就有意识地扩展“中国”的范围,将其等同于清朝直接统驭的范围,或者清朝的“疆域”。虽然相当于“九州”的“中国”依然被继续使用,甚至在民国初年依然有着影响力,但地理范围扩展后的“中国”则为近现代中国的领土奠定了基础。

从“大清”到“中国”——基于皇朝时期天下秩序的讨论

虽然清朝的国号为“清”,但在清末的《大清国籍条例》中却将“中国”作为“国籍”,由此其国号似乎也就成为了“中国”。要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了解皇朝时期构建的天下秩序。首先,清朝与(大)清国存在本质区别,清朝统驭的是天下,而大清国统驭的则是现代人所谓清朝的“疆域”;其次,“中国”除作为一个国和一个地理单元之外,还表达了相对于“四夷”的优越性,因此既是清朝的核心,也是清朝统驭天下的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再次,皇朝时期,由于“中国”一词所体现的优越性,因此在与“四夷”交往时,通常使用“中国”一词,而不太使用中性的“大清国”这一国号,更不太使用皇朝的天下之号;最后,英法美俄等国都习惯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历朝统驭的地理范围。由此,内外因交织,使清末在向现代国家转型时,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作为国家的名号。

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旧藏三幅清代台湾地图浅析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旧藏《福建台湾府舆图》《台湾府图》《台湾县图》的表现时间都在乾隆末期之前,但这三幅地图都是根据当时的“天下总图”、中国台湾“全图”和方志中的地图摹绘的,其图面内容不具有太高的史料价值,这三幅地图的“生产”方式展现出中国古代地图的一些特点:地图的表现时间不等于地图的绘制时间,由此也为地图造假提供了便利;中国古代绘制新的地图非常困难,通常以摹绘和改绘前图为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些地图谱系。

历史学为什么要成为一门科学——对话易建平《历史学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在《历史学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文中,易建平教授论证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在研究中尽量排除“价值判断”的影响。但该文在研究对象和方法层面未能充分论证历史学何以成为一门科学,且未能对如何识别、切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方法以及可能性进行充分讨论;更为重要的是,易教授没有对历史学为什么要成为一门科学加以探讨。虽然如此,该文对历史学本源问题的诸多分析,或许能让缺乏可行性研究方法、缺乏研究深度的中国历史学界认真思考理论方法层面的问题。毕竟“求真”才是历史研究塑造现在和影响未来的力量所在,将历史学建设为科学的每一份努力都难能可贵。

晋中:古城见证千年沧桑与辉煌

平遥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它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前780年),已有2800余年的历史。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平遥旧城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重修,并全面包砖,基本奠定了古城的规模。此后景泰、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朝,都对古城进行过多次的补修和修,并更新城楼,增设敌台。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特筑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

1820-1964年苏皖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估计与空间网格化重建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类型之一,其空间格局与变化特征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受限于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式,农村居民点用地体现并控制着特定区域的土地利用活动情况,但因文献记载少、空间差异大、易受灾异战乱影响等特征,对历史时期农时居民点用地进行数量估计和空间格局重建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以现江苏省和安徽省(苏皖地区)为研究区,在解析传统居住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数量控制和空间配置准则,选取1820-1864年间历史数据较为丰富的5个典型时间断面(1820年、1911年、1936年、1946年和1964年),重建形成了100m×100m空间网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在数量重建方面,以历史人口数据为基砒,分析苏皖地区的居住特色、区域差异和人居生产生活用地特征,通过家庭户数和户均用地面积确定用地数量;在空间格局重建方面,基于最小累计阻力模型,综合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特征,构建了历史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及演化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每个时间断面下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分别估计为2617.14km^2、3301.46km^2、4108.61km^2、4430.91km^2和4882.31km^2;空间格局上苏皖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空间特征上表现为以长江、淮河、太湖、洪溼湖等水网力中心,多集中在沿湖泊水系平坦地带;在空间扩展上呈现岀从平原地区向丘陵(氏山地区不断扩散。通过空间数量与格局验证方式,将重建结果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1820和1911年数据结果,以及1930年代和1950年代测绘地形图进行比对分析,验证了重建结果的合理性。

“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

无论近现代地图还是古代地图都不是对地球面貌的客观再现,而是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认识和主观表达。民国以来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将研究的视角和内容大多聚焦于地图的绘制方法。受到民国以来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往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绘制方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舆图绘制中蕴含的"科学",认为"科学"是世界所有文化中地图绘制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好"的。事实上中国传统舆图的主流是"非科学"的,同时"科学"本身是中性的,其价值判断主要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且历史的发展具有多元性,研究时应当具有同情的眼光。

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

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现状,认为由于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因此当前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认识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提出要素研究法,即将构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各个要素分解开来,逐一进行长时段、全面的研究,然后再将这些要素的研究组合起来构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抽象模型,从而得出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新的认识。

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

清代城市规模(城市周长)不受城市行政等级的制约,而且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弱,因此用行政等级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是不严谨的。制约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要素是多重的,因此对于城市规模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等级。

“科学主义”背景下的“被科学化”——浅析近代中国城市地图绘制的“科学化”转型

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中国传统的地图绘制方法逐渐被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追求准确、科学的绘图方法所取代。过去学界认为,这一转变是由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需求所致。尽管在近代化进程中,地图绘制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需求,需要借助科学、准确的地图来科学、准确地表达地理要素,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功能并不需要建立在准确、科学的基础之上。由此包括城市地图在内的地图的近代化实际上"窄化"了地图的功能,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在"科学主义"背景下的"被科学化"的过程。

历史不一定是发展史——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的历史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发展史,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对城市形态进行相似性比较,但这种方法在逻辑上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其结论是值得质疑的。基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历史并不一定就是事物、事件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存在发展阶段以及变化规律可循的"发展史",而可能只是由一些不存在密切联系,只是在时间上具有先后顺序的同类对象构成的历史。

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展望

以往对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研究只集中于少量重要的单幅全国总图,缺乏对古籍中地图的关注,由此未能揭示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全貌;通常用于确定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年代的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古籍中的地图,且对地图谱系的分析也是极为困难的;目前全国总图的史料价值并未得到真正的挖掘,地图的史料价值并不在于图面内容,而在于地图所反映的地理认知以及地理认知背后的主观性的内容。

清末北京王府分布研究

从内务府档案入手 ,分析了清朝后期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以及王朝统治的衰落 ,北京城王府分布和选址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特点。首先 ,在分布上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北京 ,西方公使馆在北京城内纷纷设立 ,使东交民巷一带的王府被迫迁出 ;其次 ,在选址上 ,由于清政府控制的官方房产日渐减少 。

中国古代的江源认知以及江源图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江源的记载以及保存下来的江源图的分析,可以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江源认知中,"岷山导江"说一直占据主流;徐霞客提出的金沙江说,虽然也有一定的支持者,但并未对"岷山导江"说产生太大的冲击。虽然在今人看来,"岷山导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但需要考虑到这是受到"科学主义"影响的现代人的认知,且现代确定河源的标准也不是一种客观标准,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认知需要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北京:从一方都会到中华帝都

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一般公认的建城史已有3056年。在这一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中。其从早期偏于一隅的一方都会，在元代之后一跃成为庞大帝国的首都，并延续至今。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侯仁之先生曾对此有过简单的叙述，本人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在侯先生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近现代中国边疆地区城市规划问题思考

中国古代,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城池规划和城池布局是多元的,随着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西方棋盘格式的街道布局方式被应用于边疆旧城的改造和新城的建造。由于棋盘格街道布局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中国原有的蕴含且表达了城市的文化、社会、风俗和宗教等因素的城市布局被消融,城市布局不仅从"千城千面"转向了"千城一面",且带来了大量城市问题。

乌鲁木齐的秘密:现代城市中隐藏的古代城市

作为一名喜欢＂步量＂老城的驴友和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者,来到乌鲁木齐,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一张乌鲁木齐的城市地图。和一般游人不同的是,我摊开地图,不是为了搜寻小吃和购物场所,而是要确定＂步量＂的目的地,并解开乌鲁木齐隐藏的秘密——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市。

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州牧制”

东汉光武帝时期,“州牧”是中央政权外派到地方的官员,同时兼具中央和地方两种性质,这时的“州”并不是一级政区。虽然汉廷对各州牧的控制力度不一,但这个时期的“州牧”基本上能起到“拱卫中央”和“镇抚地方”的双重作用,即“州牧制”适应了光武帝统一战争的需要。建武十二年,在地方不稳定的情况下,改革“州牧制”可能会使局面更加恶化,同时这也不符合光武帝“谨慎务实”的处事风格。直至建武十八年,东汉政权平稳过渡之后,地方权力极大的“州牧制”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求相冲突,这最终促使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

王朝时期“天下”的范围

虽然学界对于王朝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但对于“天下”的范围则存在不同的观点,或认为相当于“中国”“九州”,或认为相当于“世界”,或认为两者并存。通过对文献和地图的梳理,可以发现王朝时期“天下”的地理范围是变化不定的,变化的两端分别是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域范围和现代意义的“世界”。更为有趣的就是,这种变化不定的“天下”的范围,并未引起古人的焦虑。之所以如此应与王朝时期构建的“天下秩序”密不可分。大致而言,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对王朝而言,最为重要的是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域空间,而其又以“九州”“中国”为核心;同时环绕在周围的“蛮夷”在不同语境和场景下,其价值和重要性是变化的,由此也就形成了以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域空间为核心的多变的“天下”。归根结底,王朝时期的“天下”只有一个,只是根据实际需要和情况所强调的范围有所变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