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氏曰夏:“夏”的文明史意义发凡——兼论夷夏之辨的思想渊源

关于“夏”意识之起源与含义,迄无定见。《诗》《书》所示周初有一系材料表明,“夏”既可指称“夏代”亦可为周人自称,二者当共享一个“夏”的基本语义。通过对《国语》所载王子晋用以释“夏”之“殷(嘏)”字的新考,知周人观念中“夏”的基本语义关联于“嘏”,其思想内涵为受皇天嘏福长养百物致其壮大。在周人看来,“夏”具有基于天命信仰的文明史意义。皇天对禹命氏曰“夏”是因为禹是首先实现“惟嘏于民”之人。周人亦可自称“夏”且自觉居于夏以来的三代秩序,其原因亦基于此。春秋时期“诸夏”“华夏”“夷夏”等一系有关“夏”意识的观念亦可在此义中获得一贯的理解。

父子之伦尊卑之义——清末修律中的沈劳之争管窥

清末围绕新刑律的修订有一系列争论,张之洞之后,以传统明刑弼教原则对修订法律馆刑律草案进行反驳的代表为桐乡劳乃宣。在预备立宪阶段,清廷以上谕的形式为新刑律草案规定了礼教与宪政的双重约束。在此前提下,沈家本与劳乃宣实无可能以礼教派与否来分别。以劳乃宣措意的"亲属相殴"条为例,本文认为沈劳之争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刑律正文中是否严格按照服制明定等差。这是信奉旧律原则的劳乃宣真正关心的地方,也是沈家本不愿曲为说辞加以辩解之处。

近代中国的信仰与秩序——论丁文江的公共信仰论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信仰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被知识分子提出,丁文江的公共信仰论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丁氏特殊的宗教观是其公共信仰论的基础,而独裁的政治主张则是其现实指归。因此,丁文江的公共信仰论在连接其"唯科学"面向与"独裁"政治主张之间处于一个关键位置。由丁文江的公共信仰论所反映的意涵表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变迁面临着一种信仰与秩序转型的两难。

清華簡《厚父》篇所謂“乎”字考——兼論平、乎、兮一系字的釋讀

清華簡《厚父》篇整理本有“少命咎陶下爲之卿事”一句,其中“少”字,簡文作■。諸家多有説解而皆有疑問。問題的根源在於現有文字學研究對“平”“乎”及“兮”一系字多有誤解。這一誤解最早源於羅振玉,今人延續之而不察。通過字形排比,我們廓清此數字的源流。清華簡此字應隸爲“平”。《爾雅·釋詁》:“俾、拼、抨,使也。”郭注:“皆謂使令。”“平命咎陶下爲之卿事”,意即“使令皋陶下爲之卿事”。此句反映了上古三代充滿神性意味的君臣關係。

先秦君臣遇合的神学政治探源——也说《清华简》“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

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惟尹躬(允)暨(及)汤咸有一德”一句文辞古奥,多处文献备载而无明显异文,当保留了其原始形态。文献中“抚有”、“奄有”及“匍有”等语词乃义近连用,据《叔尸镈》用例的中介,可知此处“咸有”亦属此类,意思是“有”而非“皆有”。与之相关联,“伊尹及汤”句中“及”字是用其“及前人”的动词本义,而非表示并列关系,“咸有一德”乃仅指汤一人而言。如此,整句表述的意思即为“伊尹引导汤,使汤追随自己,由此汤具有一德。”而伊尹之所以具有如此地位,乃在于他是作为上帝的使者。以“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一句所依赖的“陟降厥士”的意识为中心,《尚书》学构造了充满神性意味的天人观念。

“禹平水土”与天下秩序的展开——从《豳公盨》“■山濬川”说起

大禹的作为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具有枢纽性意义。《豳公盨》及《书序》用以总括禹功的“随山潜川”一语为并列动宾结构。“濬”字构形为残通水道,使川更成为川;《豳公盨》对应今本《书序》“随”字之表意字“■”,所会之意与此相类。《说文》“隓”字“败城阜”的训释正与此合,即去除此类人工作为,使山更成为山。如此,■字一形所含阜形部件实暗含伯与大禹应对洪水措施的关键区分,造作城阜与毁败城阜。由此进入周人历史视野中先民迈向统一秩序进程之历史图景。伴随上古分散族群渐趋沟通而来的是相互之间的争斗。这一异质社群间相互怨乱的极致是作为治理根基的部族神之争。“洚水”乃这一乱局的表征。对此,共工氏及此后稣的方案是“壅防百川”以致形成独立邦国而拒绝沟通以止乱,大禹则与之相反,“随山濬川”,直面怨乱并寻求解决之道。在恢复山川秩序之自然的思想意识中,中华文明正式开始了天下体系的构造。

失德而后礼——清华简《系年》“蔡哀侯取妻于陈”章考论

春秋初年,周室衰微,楚国崛起。处于其间的"汉阳诸姬",只有依靠自己的联合以抵御楚国,而其联系纽带则为周礼。据《左传》、《史记》与清华简《系年》的记载,楚国兴起的关键性事件,是由息妫引出的楚、蔡、息三国之争。对于此事解读,今本《左传》所载之"君子曰"单方面的责蔡侯以恶,乃纯粹道德批判。事实上,息妫故事之本末,涉及诸多礼制问题。其基本点在于由息妫引发的婚制纠纷。在此视野中,清华简《系年》"妻之"一语与《左传》"弗宾"的记载,乃不同思想脉络中对同一事件的相异性描述。蔡侯本意,是依据周礼媵婚制,将"息妫"看作蔡妫媵娣,对此《系年》与《左传》皆不认同而处理方式相异。《左传》是拘于礼的观念,例蔡侯以"弗宾",此其所以为近经;《系年》则是仍然实录蔡侯行为,"妻之",此其所以为近史。而蔡侯的循礼而行,致使息侯无法以"非礼"的口实伐蔡。至此,位列汉阳诸姬的息国,最终自乱同姓之谊,将目光转向礼乐之外,主动引入楚王干预。据此而论,周礼崩坏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礼乐的制度形式仍然存在,却失去了贵族精神内在德性的支撑。处于华夏文明外围的楚国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强大,开始蚕食中原诸侯。

法的辛亥之变——以刑律中君亲条文的变动为中心

辛亥鼎革,国体问题成为民初政治之核心,历史的选择是中国走向共和。专制制度与礼教原则的核心皆在君,国体变更必然会带来礼教思想的内部调适。这一思想史问题鲜明地体现在民初的刑律变更中。传统明刑弼教原则下之刑律,首重尊亲,民国沿用前清刑律删改而成,改动的关键在"与共和国体抵触"处及体现礼教原则的五条"暂行章程"。后大总统权力逐渐加重,刑律中的礼教原则也次第回潮。刑律而外,帝制也终于再度出现。礼教原则中君亲二者的紧密联系在民初法制变革中展露无遗。

过渡之用:论清末《大清现行刑律》的体例之变与人权考虑

清末修订新刑律过程中,有作为过渡之用的《大清现行刑律》,从历史渊源上说,此律的修订是接续清朝修律定例。它由修订法律馆起草,并经宪政编查馆审核。但事实上,这一名为沟通之用的刑律案于条文内容仅作少许修改,真正实质性的变化体现在体例的诸多变迁上,不过亦为配合官制改革而来,并不是出于修律者回归"一依于礼"的唐律的主动选择。唯一关键之处在于,由于宪政编查馆的核复,体现宪政原则的人权首次大规模进入中国律典。

仿行宪政与礼法调适——清末修律宗旨演变考论

清廷仿行宪政,修律也纳入到这一进程中,上谕中正式指出法律作为宪政始基。无论是官方,还是接受新知的读书人,宪政-官制-法律渐已成为一个整体性有待引入的制度架构。随之,长久以来'宗旨不明'的刑律修订,开始聘用日本专家,起草尽用西法的新刑律。以张之洞为代表,签注意见纷纷集中于其中的礼教问题,促使清政府做出回应。稍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清廷谕令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修订法律要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礼教民情。即在原来的修律宗旨'参酌各国法律'之后再加上一条'体察中国礼教民情'。最终的修律宗旨,为不可变革义关伦常各条。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孟子在与人讨论何谓“大丈夫”时提出的著名论断。让我们走进孟子的内心世界,从文本与历史的脉络理解“大丈夫”论说的思想底色。孟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孟子论“大丈夫”正是在讨论纵横家的语境时产生。

“明刑弼教”与礼律关系之构造——以薛允升对“亲属相为容隐”条的反思为中心

考察清末修律,薛允升的相关设想是一个起点。薛允升对清律持批评态度,一言以蔽之,背后的思想基础即传统"明刑弼教"思想。也正由于此,薛氏在对比中以"一依于礼"的唐律显现明清律例的失衡之处。薛允升致力于从传统典籍中寻找完美法律形式的努力,实际上是在王朝政治下,儒家政治理想实现自身的一种方式。薛氏的努力虽然失败,然而他对"明刑弼教",这一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律法思想的反思,仍然可以给今人以有益的启示。

失德而后礼

春秋初年，周室衰微，楚国崛起。处于其间的“汉阳诸姬”，只有依靠自己的联合以抵御楚国，而其联系纽带则为周礼。据《左传》《史记》与清华简《系年》的记载，楚国兴起的关键性事件，是由息妫引出楚、蔡、息三国之争。对于此事解读，今本《左传》所载之“君之日”单方面的责蔡侯以恶，乃纯粹道德批判。事实上，息妫故事之本末，涉及诸多礼制问题。

张之洞与清末修律尽用西法关系新探

清末修律,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六日的《大清新刑律草案》,走向尽用西法之途。而考其由来,无论归因于清末新政也好,还是起因于中英商约也罢,实与张之洞个人高度相关。庚子国变之后,张之洞对未来中国改革有整体考虑,其核心即为用西法,"江楚三折"反映的仅为其第二层意思,于刑律改革仅仅提出"交涉刑律"。至庚子之后中英重订商约,张之洞抓住机会,提出中国修律与西方改同一律之后,英方即允弃治外法权。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本文意见:于修律事业,是致使走向尽弃中律;于张之洞本人,是实现其庚子之后用西法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