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自主解决内部冲突的探索——以1961年“阿拉伯部队”的组建为例

1961年组建“阿拉伯部队”是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与军事上寻求自主解决内部冲突的重要探索。1961年伊科危机爆发后,除海湾阿拉伯国家因担心危机外溢而坚决反伊外,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应总体上较为冷淡。随着危机的深化、英国的军事介入、阿拉伯人反英舆论的渐盛以及阿拉伯国家各种利己性解决方案的提出,促使科威特推出以“阿拉伯部队”取代驻科英军的解决方案,并最终得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虽然阿拉伯国家不同的利益考量和相互制衡的动机,使该部队在建立过程中历经波折,但在阿盟的不懈推动下,“阿拉伯部队”最终得以建立并成功部署。“阿拉伯部队”的组建过程深刻地展现了这一时期阿拉伯国家间既合作又相互制衡的矛盾关系。

调解的悲剧:对“贝纳多特方案”的历史考察

"贝纳多特方案"是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专员福克尔·贝纳多特分别在1948年6月和9月提出的两个和平解决阿以冲突方案的总称。方案制定的过程即体现了贝纳多特个人的意志,又体现了英美政策的互动。阿以主张的根本对立、英美不同的政治利益考量、战争局势的迅猛发展,再加上方案本身的不切实际,最终导致其彻底失败。

英国对1961年伊拉克-科威特危机的外交决策与军事干预

1961年6月25日,伊拉克共和国总理卡塞姆对科威特提出带有军事威胁意味的主权要求声明,伊科危机随之爆发。伊拉克革命爆发后,尽管英方曾先后多次制定了预防伊拉克侵犯科威特的军事计划,但是危机爆发前伊科两国关系的改善以及英国对卡塞姆转嫁其国内统治危机意图的认知不足,致使英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这种潜在威胁的警惕。危机爆发后,英国的态度经历了由最初的“静观其变”到最终“军事介入”的转变。从表面看,英国对伊科危机的军事干预是受情报“误导”的结果,但实际上,英国在科威特至关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才是英国决定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的根本原因。英国的军事干预推动了伊科危机的地区化和国际化,同时也激发了英国“复兴”其在波斯湾地区传统霸权的热情。

英国与科威特领土边界的初步确立(1896—1914)

19世纪90年代末,为了阻止奥斯曼帝国“恢复”在波斯湾权威的努力和避免德、俄威胁英国的波斯湾霸权,英国抛弃了以往对科威特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顾忌,将前者秘密纳为保护地。随着科威特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恶化,特别是双方有关布比延岛归属问题的争论加剧,以及考虑到科威特作为巴格达铁路终端的可能性,英国不得不与奥斯曼帝国直接交涉,试图通过划定科威特的边界来谋求在巴格达铁路问题上占据优势,“罗瑞莫边界线”由此产生。最终英方以“模糊”承认科威特属于奥斯曼帝国为条件,促使科威特承认微调后的“罗瑞莫边界线”和英国在科权益。一战爆发后,英国承认了科威特的独立政治身份。英国基于自身利益和意愿主导科威特边界的形成,短期内强化了英国在波斯湾的霸权,但为未来科威特与其邻国的领土边界争端埋下了祸根。

巴黎和会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18-1920)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面通过欺骗手段争取阿拉伯领袖的同情;另一方面积极确保英国的支持和保证,力推英国获得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实质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主权国家。虽然和会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为未来的阿犹冲突埋下了隐患。

伊拉克土库曼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及其政治前景探析

伊拉克境内的突厥人后裔被称为“伊拉克土库曼人”。作为伊拉克第三大族群,土库曼人长期以来遭到伊拉克阿拉伯人政府的歧视、压迫和“阿拉伯化”。萨达姆政权倒台前,土库曼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了“逐渐恶化”“相对改善”和“黑暗时期”三个阶段。面对伊拉克政府的压迫,土库曼人主要采取了和平性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求获得正当的民族身份地位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特别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北部土库曼人的政治运动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土库曼政治性组织成立并走向联合。然而,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政局的动荡、库尔德人的压迫、外部支持力量的减弱以及土库曼人社会内部的分裂致使土库曼人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威胁,伊拉克土库曼人的政治前景在可预期的未来仍然暗淡。

科威特无国籍人问题探析

中东变局以来,科威特无国籍人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科威特国内稳定和国际形象的重要问题之一。科威特无国籍人最初源于科威特在构建国家和公民社会进程中被忽视的部分沙漠游牧民,后随着移民的不断混入以及科威特社会内部间的交融,使之演变为一个构成十分复杂和特殊的群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科威特内外安全局势的不稳和经济环境的恶化,科威特政府开始推行打压无国籍人的政策,导致其生存环境不断恶化。21世纪以来,随着科威特社会内部支持无国籍人力量的增长、无国籍人政治运动的兴起以及科威特无国籍人问题的“国际化”,在内外压力下,科威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无国籍人生存状况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在实施范围和实际效果方面均十分有限,并不足以对科威特无国籍人问题的解决产生整体性和实质性的影响。

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政策

库尔德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具有暴力化、复杂化、跨界性、国际化和长期化等诸多特征,成为中东最持久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之一”。①作为世界上库尔德人分布最多且长期遭受库尔德问题困扰的国家,土耳其的政治和军队精英一直将该问题视为一个安全问题,它不但严重影响了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局势,而且其跨国性特征也深刻塑造了土耳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文明互动视角下的中国—中东欧合作——“第二届中外文明互动学术讨论会”综述

2016年11月26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外文明互动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保加利亚科学历史研究所。

稿约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心出版的学术辑刊,每年2辑,现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本辑刊旨在为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设有专题研究、研究生论坛、档案文献、学术动态与书评等栏目,欢迎学界同行赐稿。相关信息如下.

二战在中东:《中东秘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和同盟国情报活动的影响》评介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关注欧洲战场、美日太平洋战场、中缅印战区、中日战场,以及大国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而对轴心国与同盟国在中东的斗争研究成果较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是轴心国东向战略钳形攻势的中心,是大英帝国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和苏美英三大同盟国联合作战的纽带.

评《转型中的北约:新盟国、新任务与新能力》

后冷战时代,北约不但依然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军事联盟组织,同时也是国际关系领域研究中最为广泛的课题之一。作为冷战的产物,自两极格局结束以来,尽管就北约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曾有过各种争论,但是从现实来看,北约不仅继续存在着,而且成员国数量不断扩大(现为28国),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有重大的影响力。

20世纪上半期英法对中东的争夺及其影响——评《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

一中东地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并且油气资源十分丰富,一直为世界大国所重视并力图控制之。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40年代末,是欧洲帝国主义强国在中东的竞争逐渐激化,并达到白热化的关键时期。其中英法两大传统殖民强国在中东的竞争和冲突尤其具有代表性。至今,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时期英法两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关系虽然有过一些研究,但总体数量较少。

《罂粟、政治和权力:阿富汗与毒品及外交的全球史》评介

James Tharin Bradford,Poppies,Politics,and Power:Afghanistan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Drugs and Diplomac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9,ⅹⅱ+281 pp.阿富汗是世界上罂粟种植和罂粟类毒品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毒品之国”和“全球毒源地”。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在2021年4月发布的报告,2020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22.4万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