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官制度与汉代儒学

郎官系统是战国秦汉间发展起来的一支庞大的近侍官僚系统,在大一统郡县制确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兴至武帝时期,内外朝格局渐分,作为近侍官僚系统,其职能得到了质的提升和扩展。在武帝以内御外的政治格局中,不仅参与机枢,议决朝政,更承担起构建帝国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任务。他们对汉代儒学的独尊、不断统合、扩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汉帝国嗣君之争与春秋史的书写

"过去的历史之争即现实的权威之争",为强化集体认同,提供现实合理性、正当性,历史往往存在着一个记忆、恢复与创造的书写过程。汉初继嗣不明,嗣君之争给帝国所造成的威胁与祸患深刻地影响了春秋史书写,而春秋史书写也反过来影响了帝国政治。由于所处中央和王国视阈的不同,在嗣君问题上,《公羊》主张"择权在君"原则,《左传》主张"太子优先性"原则,而《榖梁》兴起于民间,受民间亲缘伦理和武帝末年"巫蛊之祸"影响,强调嗣君的"天伦"秩序,深刻影响了社会变革,下开魏晋六朝贵族社会之局。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汉代古文经籍流传考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是汉代古文经籍流传三个重要环节,三者关系不明,汉代古文经籍流传和学术不明。河间王国学举六艺,二十六年间,学者云集,天下古文尽在河间。孔安国亦游学献书河间,是析清古文经籍流传的关键。孔安国与河间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河间在中央极大压力下,部分古文珍本由安国收藏,后由安国家人献于朝廷充入秘府,遂为中秘古文。

西汉景武之世的河间学术

西汉景武之世的河间学术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从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过渡的重要学术集团。因儒学长期被压抑,河间以官方的身份高举“六艺”,广招学士,吸引大批儒者前来,风云际会,相互激荡,遂形成了河间学术的盛况;同时, 可能还有汉景帝朝出于国家向礼乐文治转变的长远考虑而给予的支持。而游学河间的“俊雄众儒”,除所熟知的毛公、贯公外,董仲舒、孔安国等可能也到了河间。由于河间与武帝朝从建国方略、礼乐政策、帝位之争等方面都存在很深的矛盾,遂遭到武帝朝的打压,在这个过程中河间出现了今学和古学的分化。这种分化,恰恰反映了朝政的路线之争;后世学者不追宗溯源,遂坠入今古文之争的误区。河间与汉武帝朝的矛盾最终以献王的死为消解,而河间学术也随之而消散。

走出疑古与释古时代的庶人经学

在疑古运动冲击下传统经学轰然倒塌,儒学因之成为无处归栖的游魂。传统信古一派则竭力辩护、拒斥,然终因有违于现代科学不获于当世。释古一派通过"二重证据法"的方式,根据出土与传世材料的相互解释以重建古史、确认经典的价值,于当代影响最大成为主流。然则考古材料的有限性和解释的趋同性注定了这一方法的局限。事实上,无论是疑古学派的否定,还是释古学派的肯定,都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相同的非现代性前提,通过否定或肯定经典古老的历史和圣人创作以否定或肯定经典的价值。而经典的价值并不在经典之外,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由于其自身的价值。这就需要观念的转换,由经典之外渺茫无稽的古史转向经典之内凝聚的悠远绵长的价值和时代之思,由对经典之外圣人的崇拜转向经典之内庶人智慧的认同,从而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重新确立经典的合法性,实现经学和儒学的现代重生。

“乃立乐府”新解

乐府立于何时,至今学界仍争论不已。究其原因,一是文献自身抵牾,二是考古实物的发现动摇了一些成说的基础。断句错误,造成文意不明亦是重要原因。如将"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断为"乃立乐府采诗夜诵",问题即涣然冰释。"乃立乐府"非指"始建立"乐府这个官署,而是始"设立""采诗夜诵",这个新的职能于乐府。这一职能的赋予,使乐府从内朝皇帝私人性质的御用机构转变为参与国家礼乐文化造作的机构,承担起造作大汉新一代礼乐文化的伟任。武帝重用乐府为的是在学术上实现以内驭外的政治格局。

汉武帝西京变局与汉代儒学演构

在从封建向郡县转型的过程中,汉西京政局也为之一变。汉武帝广开人才仕进之路,内重郎官侍从之学,外立《五经》博士,以内驭外,建立汉家新王官体系。这一体系在既定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主导下不断的统合、扩张,推动着汉代儒学的不断演构和发展。

走进正典时代——论蔡尔兹“正典的进路”对现代儒学的意义

"正典的进路"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经历了现代理性主义圣经批评之后,在后现代思潮大背景下,由美国圣经学者蔡尔兹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圣经批评理论和方法,是当代影响最大的圣经批评学流派之一,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重建的一部分。它既继承了现代科学圣经批评学的成果,又克服了其无目的性和不确定性,实现了圣经科学研究中"描述性任务"与"建设性任务"的辩证统一,扭转了圣经研究的方向。"正典的进路"也为现代儒学走出困境提供了思路。以正典为中心进行儒学重建,或将是走出疑古时代之后,现代儒学获得新生的最适切的选择。

西汉河间儒学与中央朝的关系

西汉景武之世,河间是一个儒者云集的儒学中心。其整理文献、发明绍述之功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其主张封建周制与中央朝所主张的郡县有着严重的冲突。献王在冲突中结束了其悲剧性命运,儒学则在冲突中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成为“今古文经学”的滥觞。

从版本流传和文本重建论《乐记》的成书

《乐记》作为中国音乐美学史和儒学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其成书与作者问题一直是学术史上聚讼的热点问题,但很少有学者从版本流传、文献采辑和文本的思想重建入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乐记》在先秦并未成书,而是经河间儒学集成以往文献成果,进行创造性的思想重建而完成。作为河间古文经学核心,其与河间诸经一样被长期禁抑,不能被公开授受,以致流传线索或隐或现,存在着中秘本、河间王禹本和礼学博士私授本等多个版本流传,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保存了河间"天礼之学"的儒学重构体系。

一生追求实践爱和真理的吴耀宗先生

吴耀宗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中国教会杰出领袖。他一生追求实践爱和真理,思考信仰,也在爱和真理中建设了新中国教会。三自爱国运动是他追求实践爱和真理的人生巅峰,是中国教会顺应神的呼唤所做出的正确的抉择。

再析唐代景教之兴衰

明末景教碑发现之后,遂揭开了景教研究的历史。但19世纪以前,中国从事对景教碑研究的人大多是一些金石学家,但这些人由于不懂基督教往往把景教和其他宗教相混同。进入20世纪以后,一批接受西学的学者开始关注景教研究,一度形成景教研究热,但很少能从政教关系这一层面对景教进行客观公正地考察。本文在参考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对景教衰亡原因进行了重新检讨。

封建、郡县之变中儒学演进的历史考察——层累成长的古史与记忆重构中的今古文经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集体记忆"的讨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热点问题,但很少有学者将之运用至古典经学思想史领域。春秋以降,在封建、郡县大的时代变局中两个社会结构变迁运动相向而行:一是由封建贵族氏族社会向郡县制家父长制社会转变;二是伴随整个社会家父长制化进程,家父长统治下的私臣属役整体地向具有相对平等身份的国家编户齐民转变。孔子游团儒学在这一社会变迁运动中应运而生,对儒学历史记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下开了战国秦汉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两条思想路径。在历史记忆的断裂、成长与文献重构中,古史在绵延中层累地成长,思想的历史亦随之突破。围绕帝国如何构建,汉初形成了今古文经学"天人"、"天礼"之学的两大儒学系统。

成一家之言

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提出了整本《史记》的历史编纂学的基本立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对这句话一直以来学界缺乏深究,因此对《史记》历史观念和内容的理解难免不够深入。本讲座通过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对这句话的深入剖析,让我们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史记》的历史世界,洞开一些《史记》的细节之谜。

给年轻的提摩太

圣山上布满了徘徊的脚印 你默然选择了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从此 你无怨无悔 大漠的风把年轮 一道一道地刻进你黝黑的双脸 豫中的黄土地 张着龟裂的嘴巴 把你下滴的汗吮干

丁光训主教与三自理论建设(二)

三．符合教会本性丰富充实教会公性 早在1980年代，丁主教在《三自再认识》一文中就指出，以往“从教会的性质来论证三自很少”，明确提出了从“教会的性质”来论证了三自的正义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教会的性质”来论述三自，是丁主教对中国教会三自理论建设的卓越贡献。

丁光训主教与三自理论建设(一)

中国基督教发展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休戚相关，三自理论建设和发展走势直接关乎到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与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丁光训主教在三自与教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对丁老的三自论述进行总结和梳理，显然对中国教会的理论建设与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疑古"与"释古"——文明探源与古史重建理论的百年反思与展望

一百年前的疑古派,一方面承宋清以来辨伪思潮余绪,另一方面又值新文化运动和考古学等西方科学方法的熏陶,遂开风气之先,本着科学与理性精神对既成的上古史系统提出疑问和挑战,从而把历史学之根本意义——求真——推向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百年来,在文明探源与古史重建的道路上,疑古学派与释古学派、文献史学与考古学在"疑古"与"重建"的尺度上争论不断,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存在差异.近年来,受西方新考古学影响,学界对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的上古史研究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力求在观念和方法上寻求突围.2019年11月8日至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社科处联合举办的"文明探源与古史重建理论的百年反思"学术研讨会,就是这种反思和突围的行动之一.

走出疑古与释古之争——故事形态学与“层累成长的中国古史说”建构

自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来,一场围绕古史真伪的百年学术之争在疑古学派与释古学派间展开,从某种意义上书写了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史,但在这场学术之争中,作为历史研究前提,文本的文学考察严重缺位。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可帮助我们辨识古史传说中深层的故事形态结构并为我们走出疑古与释古之争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对顾颉刚先生和后来很多研究古史传说学者的重要起点——鲧禹传说的故事形态考察可知,鲧禹与尧舜传说都有着悠长的生长过程,鲧禹传说有着不同的生长源头,它们通过两个回合的形态结合,奠定了层累叙事的基础结构,尧舜传说进而融入这一深层结构中,形成了古史并层累附着于其上,成为尧舜及后来禅让叙事的基础性底层结构。当禅让制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时,整个传说经历了一场文人化的历史改造,在尚贤理想政治的不断建构与调适中,越来越多的诸贤汇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帝廷,并在与现实政治实践的碰撞中增益调整。很多古史传说在以民间神话或故事形态进入书写文本之前,就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间流传过程,进而形成层累的现象,并且在进入书写文本之后也会经历一些重构和改造,但其本身绝非战国某家凭空臆造的作伪。换言之,古史形成不是一个人为“层累伪造或编造”的过程,而是一个“层累成长”或“层累生长”的过程。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说,不应是层累的“伪造”,而是一种在传说语境中“层累地成长”或“层累地生成”,我们将之称为“层累成长的中国古史说”,以修正顾先生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