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清光绪初年地方官员的信札——鹿传霖、龙溥霖、周璜、黄习溶等人书信考释

该宗信札为曲阜市观墨堂颜承亮先生的藏品，共十五通，原信经装裱成册后保存。因信札涉及清光绪初年行使三联子口税单、李扬才叛乱、广西全州饥民暴乱等重要事件和鹿传霖、龙溥霖、周璜等历史人物，且所记内容多为其他史籍所不载，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故将其加以整理，并对其中人物及史实略加考释，以飨读者。

从“皇天眷佑”到“天命靡常”——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天命思想的演变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天命思想具有明显不同,前者的核心是“皇天眷佑后金”,而后者的主流意识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他们的天命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敬天”到“信天”再到“疑天”的演变过程,最终完成了与儒家天道观的接轨。他们天命思想的每一次演变都与后金政治的内容和运作方式密切相关,而历次演变了的天命思想都或推进或制约了后金及大清社会的发展。

论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

康熙崇尚王道政治,效法古之圣王"体上天仁爱之心,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齐之,刑以范之"的做法,提出了以德化民、以刑辅教的社会控制模式。安靖百姓是其治国、行政之要务,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加意抚绥与严厉镇压相结合的靖民思想。救荒是为了防止因灾生变,在如何救荒问题上,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坚持"耕九余三"论到主要依靠国家储备钱粮赈灾的转变过程。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具有以积极控制为主而以消极控制为辅的显著特征。

治吏与“和平”——论康熙“中正和平”之道对吏治的影响

在国家元气未苏、民困兵乏的特殊社会背景下,玄烨将"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地方统治,强调"不生事"、"不扰民",培养国家之元气,清朝社会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治理局面。但康熙将其"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吏治,则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康熙朝中期以后,玄烨极力强调"和平"、"安静",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不能严禁浮费和规银,宽纵州县火耗和亏空,至康熙晚年,整个清王朝吏治废弛,贪贿公行,个别地区出现暴动和骚乱,统治秩序奏出了不和谐音符。

高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研究

新时代大学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何有效地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成为高校必须要重视的问题。高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应统筹课堂教学、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三大课堂”,建立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创新路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书法背后的统治艺术——康熙书法的政治涵义诠释

康熙的书法有力地辅助了他的政治活动,成为了他贯彻政治意图的有效工具。他的书法与开“博学鸿儒”科、“六下江南”一样,笼络了汉族士人,改善了满汉关系,最大程度地赢得了汉人对皇帝本人和满族统治的认可。

石介的伦理思想初探

石介是“宋初三先生”之一，其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儒家道统论、神秘主义气运说、反对佛道以及“公于天下”的道德评价论等四个方面。石介的伦理思想启迪了程朱的伦理思想，对后世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人口学思考

从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原因。在近代化起步的关键时期,中国就已经陷入深刻的人口过剩的危机之中;人口过剩的危机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更为深层的原因。

略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伦理思想

后金改清前,即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治时期,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及后金汗国的建立,特别是在蒙古归附,朝鲜称臣及对明战争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女真族原有的部族伦理观念和后金汗国的国家观念之间产生了矛盾。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了适应建国后的新形势,借助于汉文化中的宋明理学的伦理思想,对女真族原有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新的构建,形成了既有利于统治,又对后来整个清代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伦理思想。

传统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孔府档案数字化

与一般的国家和私人档案不同,孔府档案的内容和特点决定了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其作为国家文物的客观属性又限制了其传播和利用。只有依托数字化技术,才能打破制约孔府档案研究与传播的瓶颈,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源头活水。

高校人文学科教学应彰显“数字”优势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建设要求。此后,包括新文科在内的“四新”建设成为中国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的起航标,被学界、教育界广泛热议,众多研究与实践也呈“井喷”之势。与以往重视“本学科知识体系的自足性”不同,新文科强调“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向导”,这意味着新文科背景下的人文学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史、哲、艺等学科,而是打破原学科之间的壁垒、与文理等多学科交融的人文学科。而助力新文科背景下人文学科快速、健康发展的一把“钥匙”,无疑是蓬勃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

儒家的突围与失落:阳明心学之发生及其狂禅化问题探究——以制度与文化为视角

帝制时代,加强皇权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明初,宰相制度废除,皇权空前加强,由此导致制度变迁的停滞与僵化。专制制度造成文化内卷,儒家文化的革命精神遭到了扼杀,彻底沦为专制统治的工具。阳明心学及其狂禅化进路是一场儒家文化的自我革命,是儒家革命真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专制制度不能容忍的,后来其向民间社会发展,希望依靠所谓的民间社会资源与专制制度支持的程朱理学争夺文化权力,这在专制时代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自身而言,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文化革命过于空谈心性,并没有处理好儒家义利之辩等问题,且矫枉过正,最终流于泛道德主义的空谈。

国学复兴的一个前提、两个维度——以章太炎、胡适、十教授为中心

20世纪初,章太炎领导的保存国粹运动开启了国学的近代化进程,这场运动凸显了文化自觉自信意识的重要性。随后,以胡适为核心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凸显出国学发展的"科学之维"。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提出坚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突出强调了国学发展的"现实之维"。章、胡二先生从启蒙的视角为国学发展画出了一个思想的维度,"科玄论战"之后,这一"思想之维"更加明确为"科学之维",十教授的文化宣言则迎合"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主题,为国学发展画出了一个现实的维度,当下国学发展同样应当坚持"科学之维"和"现实之维",继而实现真正意义的复兴。

民国孔府研究述评

在封建社会时期,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优渥孔府方面出现"朝代竞赛"的局面,朝代兴替虽然会引起孔府境况的波动,但是从未在真正意义上损害到孔府的富贵尊荣,孔府也由此被称作"天下第一家"。民国肇造,宣告封建时代的结束,此时的孔府与封建时期的孔府相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孔府的研究实质上主要限于对封建时期孔府的研究,而关于民国孔府的研究相对薄弱。如果忽视对民国孔府的研究,或者将封建时期的孔府与民国时期的孔府混为一谈,这都不利于对孔府形成完整准确的认识,为此,我们应当对前人有关民国孔府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结合新发掘的档案资料加强对民国孔府相关内容的研究工作,进而将孔府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清末国粹运动的理论、实践及启示

清末国粹运动是以章太炎等国粹派学者为主导的一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有力的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亦对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产生重要影响。这场运动是日本国粹主义理念本土化的产物,国粹派以"古学复兴"比附欧洲"文艺复兴",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其自身的局限性,这场运动在实践环节产生了诸多问题,其经验得失给我们留下诸多启示。

技术时代精准教学探究

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的逐渐普及颠覆了传统的知识承载与传播手段,拓展了教育、教学的宽度与深度。文章立足奥格登·林斯利(Ogden Lindsley)的精准教学(Precision Instruction,PI)理论,通过行动研究法进行了持续的课堂观察与实践,发现技术时代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赋能精准教学,为学校教学方式的转变和教学策略的优化提供了可能与支撑。精准教学语境下的教学核心在于目标精准、问题精准、干预精准,而传统时代教学的症结集中表现在教学目标的程式化、教学过程的浅表化和教学干预的同质化。技术赋能下精准教学的实践路径应坚持以测辅教,精准教学目标;随动而谋,精准教学过程;因材施教,精准教学干预。

姚莹理学思想初探

嘉道时期社会剧变,封建王朝危机四伏,清政府面临着旷古未有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学术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程朱理学有了"复兴"之势。作为宗理学者姚莹在学术上宗崇程朱理学,但又具有时代特点:黜虚崇实,注重经世致用,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了一股活力。他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嘉道时期理学"复兴"所具有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