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吉布森电影的后现代叙事特色

作为美国好莱坞众多名导演之一的梅尔·吉布森,他执导的电影和主演的影片有着独特的叙事风格,历史的追忆和对历史强烈的表现欲望,总是使得他执导的电影有一股历史的纵深感和深沉的思辨色彩。

“慷慨的道德价值”与“哀悼的伦理”——波伏瓦与朱迪斯·巴特勒对生命伦理的阐释

在道德伦理和政治现实面前,波伏瓦和巴特勒同时选择了站在道德伦理的维度上批判政治的强权和霸道。波伏瓦坚持行动中的生命才是道德的生命,同时在面对强权方面,波伏瓦提出要实践一种真正的、全人类的道德生活还必须批判、揭示甚至惩罚那些伪善者以及因为伪善而给他人带去伤害的人。同样站在道德的维度上,巴特勒提出一种对个体生命进行哀悼的哀悼伦理,并在此基础上回应了波伏瓦的观点,巴特勒主张只有真正认清那个要由伦理道德去惩罚的对象,才能达致一种道德的自我审查和人性可能性的高度。

从女性主义诗学到性别诗学

女性主义诗学向性别诗学的转变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女性的主体、身份及身体与权利的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它们对从女性主义诗学向性别诗学转变的方向起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女性的主体、身份及身体与权利的问题未解决之前,性别诗学的建立也只能是另一种性别不平等对话的开始。

引导者或同路人?——从历史维度思考当下中国女性主义文论中男性学者的身份问题

中国男性学者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身份是一个令人困惑已久的问题,他们以什么样的身份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直接决定了他们的话语立场和价值取向。该文将男性学者与女性学者的关系特征主要分为两种:引导型和同路人型。每一中类型下又分为几个次类型,将每种类型分刨缕析之后,得出中国男性学者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三种身份。

波伏瓦与红色中国形象

波伏瓦与萨特一行于上世纪中叶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进行了为期45天的考察,波伏瓦与萨特回国后都曾为这一行撰写过文字,波伏瓦撰写了长篇报道《长征》,对新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报道。此报道于1958年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传播。《长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波伏瓦可以说是将新中国介绍给铁幕后的西方的第一位西方知识分子,因此《长征》的意义深远。

《第二性》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基于性别研究视角的考察

波伏瓦的《第二性》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和接受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此期间,《第二性》被翻译的次数达十次之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论著作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翻译和出版次数如此之多的不多见的案例之一。《第二性》译介和接受的三十多年里正是中国性别观念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作为中国女性解放的精神导师和精神源泉的波伏瓦以及她的《第二性》在不同的时间内被反复介绍、翻译和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波伏瓦与中国性别话语之间的共生关系,进一步说,中国性别话语的发展转化实际上不断地为波伏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提供了新的语境。

他者观与哀悼伦理——西蒙娜·德·波伏瓦与朱迪斯·巴特勒的他者观比较

波伏瓦与巴特勒分属于女性主义发展史上不同阶段的理论代表,二者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方向,许多观念在很多方面具有对话性质,而他者这一问题一直是二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比较波伏瓦和巴特勒在他者问题上的看法、立场以及对现实关注的差异,可以发现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话语或实践的大致趋向:波伏瓦视他者与自我是相互性的关系,这是一种经由对方而达至对自我认知的历程;巴特勒在他者问题上一直在思考"你是谁"的问题,以及如何践行"我"对他者生命的哀悼。如何哀悼他者的生命实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命政治秩序,而个体生命的反抗正是构建政治制度之外的另一种哀悼生命方式的内在体现。

言说他者还是言说自我——从波伏瓦在中国译介中的一场论争谈起

波伏瓦在中国的接受史已近30多年,但关于波伏瓦与萨特的一些问题的论争仍然未止,这些论争甚至贯穿了波伏瓦在中国译介的整段历程。其中,董鼎山、黄忠晶和施依秀三位学者之间的一场论争就断断续续持续了10多年。三方各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者对波伏瓦的理解甚至误解。三位学者都认为自己才是把握了事物真相的人。通过梳理这段论争的过程,以及结合波伏瓦哲学思想中的一些观念,我们会发现,其实关于波伏瓦与萨特之间关系的问题不关乎真相,而关乎我们自己。

五四以来女性叙述声音的嬗变

美国后现代叙事理论家苏珊.S.兰瑟在对西方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私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通过考察中国五四时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小说文本,发现这三种叙述声音的特征对它们同样适用。在西方理论和中国文本相互观照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女性的叙述声音经过了一个由不自觉的隐匿(他者赋权)、自觉的显现(自我赋权)到与人物的声音交融(相互赋权)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女性作家书写的逐步成熟。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反思

中国大学中的通识教育理念的提出是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而实现的。中国大学中的通识教育与比较早地提倡通识教育的美国大学相比不足之处很多。通过了解与学习美国大学对通识教育的目标的设计,再反观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我们会发现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有许多亟须改进的地方。

他者间的关系——西蒙·德·波伏瓦对母女关系理解的伦理阐释

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女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主体之外的他者与他者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他者间的关系,对母女关系的描写和思考贯穿在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voir)一生的创作当中。从西蒙.德.波伏瓦对母女关系的叙述中,可以发现母女间的几层关系:对抗、一致和保护。因对女性主义的特殊贡献,西蒙.德.波伏瓦被视为女性主义之母,女性主义之母的引导角色与她自己对母女关系的思考形成一种隐喻关系。从伦理角度思考西蒙.德.波伏瓦对母女关系的理解,可以发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西蒙.德.波伏瓦都在践行着她对母女关系的思考。

阿甘本思想探源之一种:福柯对阿甘本的影响

当今最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之一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以例外状态、赤裸生命为核心关键词建构起了围绕国家主权、个体生命、法秩序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重新阐释,这一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现代生命政治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理论的建构借鉴了包括福柯、本雅明、阿伦特以及卡尔·施密特等人在内的理论和观点,其中福柯对阿甘本的影响、阿甘本对福柯某些关键词和理论的借鉴最值得关注。福柯对现代生命政治的科学技术、医学技术与人口组织控制的关注发展了现代权力的技术控制一面,而阿甘本则从福柯在晚年对生命政治权力的分类中看到了国家主权权力仍然显性地存在于当下的生命政治当中,并且随时可以悬置法律秩序,因此对个体生命的控制将由技术控制转向例外状态的强制力控制,也从而产生了赤裸生命。福柯与阿甘本之间这种影响、接受以及发展乃至分离的关系,使得现代生命政治理论出现了多面向、多元化以及对现实批判性的鲜明特点。本文通过分析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互相缠绕的几个关键词以及阿甘本在什么意义上发展了福柯乃至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分离等三个问题,以期展现和阐释现代生命政治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现代生命政治理论对现实深刻的批判性以及现代生命该如何反抗以利于新主体的诞生。

灾难记忆与生命哀悼——从朱迪斯·巴特勒的哀悼伦理看德里罗《坠落的人》的另类后现代主义精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开端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德里罗的"9·11"小说《坠落的人》揭示了灾难之后人们精神创伤痊愈的艰难过程,也揭示了在灾难面前,无论是直接的受害者还是间接的受害者,或者直接的施暴者,其实都是在传统的世界伦理和政治秩序面前的受害者,因此重建新的生命伦理秩序显得至关重要。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哀悼伦理与生命伦理的探索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从巴特勒的哀悼伦理与生命伦理秩序的探索上反观德里罗《坠落的人》,我们会发现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精神已经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别于后现代主义开端的论定,而具有了另一种新的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