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视域下的“左史右史”说

经由《礼记·玉藻》提出、《汉书·艺文志》阐发的“左史右史”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公案。在传统语境下,经学家利用左史、右史与太史、内史的跨文本阐释,普遍维护《礼记》说而否定《汉书》说,但脱离经学政教的影响,《汉书》说实则更加深入人心,冠名《礼记》而实取《汉书》的文化现象更为常见。不过伴随着经学反思意识的觉醒以及近代学术思潮的发展,以章学诚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左史、右史官制有无和记言、记事是否二分提出各种质疑和批评,严重冲击了这一学说的合理性。但这些批评与质疑并未引起近现代学者的充分注意与积极回应,坚持旧有经说并力证“左史右史”者依然大有人在。这一境遇主要是由于近现代史学史学科的兴起与其他相关人文研究的发展,需要借助“左史右史”说作为学科建设与理论阐发的起点,故而保守地承认甚至维护“左史右史”说成为部分学者的选择。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晋国崛起——以春秋前期晋国争霸战略的形成为中心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春秋前期的晋国受到晋南“簸箕”形地理格局的限制,以及“曲沃代晋”所带来的次生性政治因素的影响,逐渐衍生出“纵向(南北向)务力南进、横向(东西向)联秦盟齐”的战略格局。在这一战略理念的驱使下,晋国于城濮之战中,纵向上先勤王室以抢占舆论阵地,后取鄀地以动摇楚国西北防御,从而以文化制衡和军事威慑的双重手段陷楚国于战略被动;横向上,晋国一方面瓦解楚国中原盟友,解决晋国肘腋之患,另一方面以实际利益笼络齐、秦两国,扩大自身军事同盟,提升军队战斗力。正是基于对这一战略的综合运用,晋国最终在城濮之战中脱颖而出,称霸中原。

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读《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

陈其泰先生《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一书“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详细梳理了班固的创作历程与史学成就,并清晰展现了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这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史书体例、撰述方法和史学精神三个层面。首先,班固立足于《史记》纪传体体例,断汉为史,取消“世家”,形成了以纪、表、志、传为核心的纪传体断代史格局;其次,班固依靠皇室藏书与内府档案,继承司马迁穷搜冥讨的撰述方法,广泛收集了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料;最后,班固延续了司马迁重人事而远鬼神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深刻揭露帝王沉湎鬼神迷信的同时,也严厉抨击了西汉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

清代行宫研究述评

行宫是古代帝王巡幸驻跸之所,清代先后兴建了100余座行宫,帝王常在驻跸行宫期间处理朝政、接见使臣、举行重大政治活动,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对清代行宫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详悉的学术史梳理,同时总结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为行宫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供有益借鉴。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