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断点回归交互效应模型设定方法及其应用

空间断点回归实现因果关系统计推断的实验场景决定了交互效应是其固有特征。已有交互效应模型设定方法未充分考虑变量间的空间关系,使其应用局限于微观领域。文章在空间断点回归分析框架下,提出了模型化交互效应的更一般化方法,将其应用推广至区际差异分析等宏观领域,充分讨论了能够识别交互效应的主要统计假设、模型设定方法和统计推断方法,以及忽略交互效应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方法,对重庆市升级为直辖市的经济效应进行实验设计、统计推断和评价。实证分析表明,当恰当利用交互效应模型进行统计推断时,处理效应和交互效应估计值均显著为正,处理效应t检验显著性更强,且其估计值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显著大于普通空间断点回归模型的估计值,该结论基本稳健。

广西经济增长质量评价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评价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为:广西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其近年的稳步提高主要得益于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变化、成果分配以及区域差异程度三方面指数的不断改善;经济增长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作用是负向的。

中国—东盟跨境电商物流创新问题研究

由于跨境物流涉及交通、政策、习俗等因素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使跨境物流成为制约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中国—东盟物流业发展目前存在跨境物流标准不统一、管理体制不健全、物流模式单一、物流成本过高等问题,中国—东盟跨境电商物流应正视发展战略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加快海外仓和保税仓融合模式、跨境物流模式、对接体系、供应链的整合和创新。

广西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的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迂回上升。在一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影响广西产业结构演进的因素归结为三个因子:城市化消费因子、外贸因子、发展速度因子,其中城市化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动力;消费结构升级是主要拉动力;国际贸易是外在动力;经济发展速度、人力资本等是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动力。

广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研究

本文对广西十四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经济总量水平、人均GDP、工业化程度以及经济增长率等方面对广西十四地市进行比较,然后建立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包含9个基础指标,最后利用广西十四地市最近十年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将各地市按照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进行了分类。

空间断点回归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空间断点回归方法是将通过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向地理空间推广,是利用地理信息实现因果关系推断的前沿方法。文章在反事实潜在结果的理论基础上,重点梳理了基于地理空间不同实验场景下,能够识别因果效应的重要假设及相应模型的设定方法和估计方法,构建了空间断点回归方法的基本分析框架,已有相关文献都可归结为此框架下的应用。重点讨论了如何将不同地理信息应用于识别假设和模型设定,并分析了不同地理信息使用方法和使用效果的区别与联系。基于此框架,对重庆市升级为直辖市的经济效应进行实验设计、统计推断和评价。

广西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研究

广西主要包括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和左右江革命老区三个经济区。由于自然环境和区位差异、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不同、政策因素区别等原因,三个主要经济区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广西14个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南宁、柳州两市一直都是广西的第一集团,桂林排第三,由于北部湾经济区的独特优势,钦北防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来宾、贺州、崇左、贵港、河池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最低。

广西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分析

应用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广西的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进行分析表明,广西第一产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并不是主要发展动力,第三产业超前发展,使得经济出现"虚拟"高级化;与广东相比,广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协调,还有待优化;与全国相比,广西的第一产业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广西应实施重点扶持第二产业,加快第一产业的结构优化和全面发展,注意提高第三产业的现代化水平等产业政策。

广西利用FDI的特点分析

文章主要分析了广西利用FDI的规模和发展历程,广西FDI的主要投资领域及主要的来源地,广西接受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等内容。广西利用FDI的主要特点为:广西利用FDI的规模变化并不稳定,总体规模偏小;FDI在三次产业的分布存在较大差距;港澳台、东盟各国、美国、日本等是主要来源地;外商独资经营和中外合资经营是外商主要的投资方式。

统计学案例教学法实践研究——以钦州学院为例

钦州学院作为全国首批应用技术大学改革试点高校之一,在统计学教学改革过程中应突显统计学的应用性,注重教学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将参数估计、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内容和大学生身高体重与每月消费水平的关系、性别的差异与统计学考试成绩的关系、大学生身高与体重的关系等问题相结合实施案例教学法,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统计学知识,锻炼了利用统计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了正确的统计学思维,而且提高了统计学教学效果。

基于定向天线的WSN在海洋生态监测中的功率控制技术研究

为了优化基于GG图的WSN拓扑结构模型在采用全向天线通信时对周围节点带来的信号干扰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定向天线的通信机制,降低通讯时对周围节点产生的信号干扰,同时采用功率控制技术。降低信号传输距离,进一步降低信号干扰范围。实验仿真结果验证了定向天线技术和功率控制技术有效地降低了WSN信号干扰。

基于GG-FSPM的WSN网络在海洋生态监测中的功率控制技术研究

为了优化传统WSN在海洋生态监测中拓扑结构的复杂度高以及全功率通讯方式所带来的信号干扰和高能耗问题,提出一种基于GG图和自由空间广播模型(FSPM)的拓扑功率控制,通过GG图优化网络拓扑,降低拓扑复杂度;通过自由空间广播模型进行功率控制,减少信号通讯距离,降低信号干扰和能耗,进一步去提高WSN网络整体性能,仿真结果验证了GG-FSPM相结合的有效性。

国际比较视域下中国稀土产品出口技术结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依据1992—2018年的稀土产品出口TC指数和PRODY指数值,厘清中国稀土产品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脉络,借鉴并进一步拓展两国均衡贸易模型即SMR模型,揭示影响稀土产品出口技术结构演进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1992年以来中国稀土产品出口的技术复杂度逐渐提高,技术结构逐步优化,但当前中国出口稀土产品仍主要集中于中低、中等、中高等中间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结构亟待升级;另一方面,研发支出是影响稀土产品出口技术结构演进的最重要因素,且这种影响显著依赖于一国的工业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研发支出和工业水平交互作用对稀土产品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更大。基于此,中国应加大稀土产品研发投入,协同提升工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发展水平,打造从稀土金属提取到应用产品生产较为完整的高附加值稀土产业链、供应链,确立并提高中国在全球稀土行业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国别分析

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1国为研究对象,根据联合国SITC(REV.04)标准,运用GL指数、BI指数,测算了1992-2017年我国对沿线31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此基础上,使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根据2008-2017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相互贸易增长潜力对沿线国家进行国别分析。结果表明:对沿线各国,我国SITC0类和SITC1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强,SITC2类和SITC4类农产品贸易表现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贸易增量主要由产业间贸易引起。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区域分布不均,东盟国家处于第一梯队,南亚及波斯湾国家和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国家处于第二和第三梯队。东盟国家无论是农产品贸易额还是产业内贸易水平,相比其他沿线国家都具有压倒性优势,但东盟国家的相互贸易增长潜力优势不再明显。

中国—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特征及国别序

根据联合国SITC(REV.04)标准,运用GL指数、BI指数、TM指数和TC指数,测算了1992—2017年中国—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此基础上,使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2008—2017年东盟十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发展潜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东盟SITC0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强,SITC1类农产品和SITC2类农产品呈现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的倾向,SITC4类农产品贸易一直表现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具有高低交替变化特征,贸易增量主要由产业间贸易引起;除新加坡外,一般农产品贸易总量大的国家,产业内贸易增长潜力小,而贸易总量小的国家潜力大。

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前沿常用模型及教学启示——以北部湾大学国际商务硕士培养过程为例

在深入分析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前沿的基础上,总结了国际贸易实证研究的前沿热点、经典文献、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常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重点介绍了几类常用模型的思想、原理及其在国际贸易实证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列举了各模型应用案例文献,并对北部湾大学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开设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设计、教学效果验证等方面进行了规划,以期促进北部湾大学国际贸易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中国对东盟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及潜力研究

本文利用2012—2021年中国出口东盟的数字服务贸易数据,构建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贸易效率及潜力,实证研究影响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出口因素,旨在弥补关于中国与东盟数字服务贸易效率和潜力相关文献的不足,并对传统模型进行适当调整,可为后续数字服务贸易的研究提供可借鉴的建模思路。结果显示:双方的经济规模、宽带网络和ICT数字基础设施等因素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产生正向影响;双边人口规模、共同语言、政府效率和监管质量等因素会产生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