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男性主体意识的显性缺席与隐性出席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主体意识处于显性缺席状态,但无时不刻地隐性出席在每一位女性的深层意识里,在新旧交替时代,张爱玲既写出了女性对男性主体意识不自觉地对抗,也写出了女性“原罪意识”与男性主体意识同谋压迫女性自身。

“人民”话语与阶级—民族国家想象——1940—1970年代文学中“人民”话语的建构

占据1940—1970年代文学中心的是"人民"这一集体化形象。参与这一形象建构的,是阶级与民族国家双重话语。革命意识形态意图通过"人民"话语的建构,召唤广大人民的身份认同,从而将广大人民组织进阶级—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之中。

革命理性话语中的女性身体——蒋光慈、丁玲、茅盾小说解读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革命理性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被置于文学实践的中心位置。在这一文学实践中,女性身体一方面作为被压制的对象,另一方面成为文学捕捉个体与革命之间微妙关系的媒介。本文以蒋光慈、丁玲、茅盾3位作家为重点,通过女身叙事透视20年代末期个人与革命、个体书写与历史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

从阶级规训到身份认同——建国初期作家身份的转换与当代文学的生成

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生成于对西方资产阶级道路的清理过程中。它的生成与定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排除中间状态的过程。本文认为,这一过程的实现关键在于建国后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转换。作家身份变化的实质就是作家的"非西方化",它表现为作家身份的体制化、作家思想的规范化以及作家文化品格的去西方化。在作家身份的规约下,当代文学形态的丰富性、复杂性被逐一清理掉。

女性身体·五四话语·革命救赎

在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话语左右着文学创作时,丁玲试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革命救赎寓言化书写将女性书写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扼制。然而,女身书写的自身逻辑却在另一层面干扰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被泯灭的女性意识。

作家身份转变与文学转型

如果说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转型是中国文学的西方化过程，那么，建国初期实现的第二次转型则与之相反，它走的是一条“非西方化”的道路。对于建国初期文学来说，冷战不只是外在的背景，而且是内在的结构。这种内在结构所体现的是二元对立式的价值观冲突：或者资产阶级的，或者无产阶级的，没有中间道路，没有中间地带。

反封建话语与土改小说的翻身叙事——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为中心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以发动—觉醒—斗争—翻身为结构,回答"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党走"这一中国革命的"最大问题"。这些小说将反封建话语植入传统的乡村社会,借助苦难言说唤醒农民的阶级身份意识,激起他们无比强烈的阶级仇和家国恨,并将这种仇恨转化为不可遏制的土改渴求和"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力量,进而生成了以阶级平等为指向的利益机制和权力结构。然而,反封建话语与沿袭日久的乡村秩序或乡土文化凿枘不入,二者的扭结冲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翻身叙事。

生成与定型:1950年代文学研究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转型的基本功能是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西方化,那么,1950年代实现的第二次转型则与之相反,它走的是一条非西方化的道路。

在武汉巴西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现状研究

文章对在武汉学习的巴西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及采访,试图从在武汉巴西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度、跨文化交际能力、社会生活及学业适应状况、跨文化心理适应及对应策略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以了解在武汉巴西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状况,并针对性地提出教学及管理建议。

“以理制情”与“忠奸对立”——建国初期文学审美结构初探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新中国全面铺开，代表着社会主义最高文学形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也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之一。事实上，在建国后的短短十年时间里确实出现了一批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意志同时也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奇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级斗争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相对陌生的概念，那么这些作品何以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呢？读者的喜爱恐怕不能仅仅用政治原因就能解释清楚的。仔细阅读文本，就不难发现，吸引广大读者的恰好是这些文本中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传统审美质素。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学形态正是建立在中国读者熟悉的传统审美结构之上，并对其进行改造而形成的。

“女性神话”的建构与颠覆——现代女性书写的历史窘困与贫乏

在旨意唤起“人的觉醒”的“五四运动”中,妇女问题被时代的巨手推向了运动的浪尖。“使妇女成为人”成了“人的觉醒”这一时代总题的一个重要子题。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崛起了中国第一个女作家群,她们一改中国女性被歪曲的书写历史,开始了女性自身书写的历史,也开始了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人的群体性觉醒。然而,在女性书写自觉获得人的觉醒之后,一个历史命题摆在它面前:如何从女性性别角色层面来重构女性价值体系?五四以来的女性书写以不同的姿态回答了这一命题。

郁达夫研究的崭新收获——评刘保昌《郁达夫传》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郁达夫无疑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家之一。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具有矛盾而坎坷的一生，也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毁誉集于一身：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也是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同时也招致了无数的误解与诋毁，几乎成了文坛的“异类”；

新中国想象、“真实”与作家身份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所实践的新的国家想象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与其达成同构,以取得人民大众的广泛同意。当代文学就是在这一使命的召唤下被构造出来的。本文分析建国初期关于"真实"这一概念的争辩与厘定,观察新中国想象与作家身份认同在何种基础上达成一致,以及其中的矛盾冲突,进而从中透视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

“人民的文艺”与当代文学的现代性

第一次文代会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解放区文艺宣称为"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因此,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当代文学必然是这样一种文学形态:它既不同于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流行的"五四"新文学,又有别于原生态传统民间文艺,它所实践的是一条非西方化现代性之路,担负着将为阶级语言所界定的"最广大的人民"组织进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之中的重任。"人民的文艺"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提出的,它决定了当代文学如何解决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阶级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以及有着怎样的现代性。

“真实性”与个体情感的阶级置换——以建国初期对文学作品中个体情感的批判为中心

现实主义的核心要义是"真实性"。建国初期文艺批评将其热情倾注于"真实性"之上,从根子上说,是要求作家"写本质,"即写出"阶级性"来。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定成了是否合乎"真实"的唯一标准。在对现实生活中无法为阶级性所驯化的情感的处置上,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不仅依据阶级的等级将道德情感进行等级化,更进一步将情感、欲望进行分置。任何情感及欲望都必须为阶级性所驯化,纳入阶级结构之中,直至把非阶级性的情感打扫得干干净净。

转型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一 由社会转型所引起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使社会对文学有了不同于以前的集体想像以及前景期待.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文学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影响,而权力和资本是与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互相纠缠着,互相渗透着,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三里湾》的共同体书写与“新人”构想

1950—1970年代合作化小说被赋予形塑新中国想象和人民性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三里湾》中的乡村共同体和“新人”构想就是对这一历史重任的自觉回应。小说从时间、空间和伦理秩序三个维度出发,构筑了一个为进步观念所指引的现代乡村共同体,并将其转化为农民个体自身的意义结构和内在视点,以模塑个人—国家—世界的同一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新人”的知识模型。本文通过《三里湾》透视合作化小说中“新人”的知识构成、理性化过程、自我主体性建构及其价值意义,并在叙事本身所展示的伦理实像与叙事意图之间的对话冲突中发掘“新人”的多重质态,以期厘清当代文艺创作中人民性的思想基质和话语资源。

土改小说中的苦难言说——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中心

作为一种控诉社会不公、表达平等诉求的言说方式,土改小说中的苦难回忆通过对乡村集体记忆的重建,实现了乡村社会的"视野重构",建构了一个以阶级爱为基础的人民共同体。本文将对苦难言说的形成、内容及功能予以考察,并辨析其中的个人、民族、阶级、性别等身份问题,以探讨革命话语如何利用苦难言说这一媒介语进入乡村社会,形塑农民的阶级身份认同,从而将农民纳入革命历史进程之中,同时本文也将考察苦难言说中存在的"杂语"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言说困境。

当代作家身份的体制化与文学转型——以丁玲为例

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意味着由新型国家限定的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当代作家的身份不仅是作家,更是"革命干部"、"文艺官员"或"文艺战士"的身份。双重身份决定了作家必须调谐由此带来的矛盾,而调谐器正是国家所认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论文将以丁玲为例,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身份的体制化对作家进行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