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对清代理学史的记载

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清代经学史更受重视,理学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清史《儒林传》关于理学史的记载,特别是《儒林传》第五次稿的理学史论述尤有价值。该书仅记载理学人物的就有33卷,正传更记载了86人之多,是清史《儒林传》理学人物记载数量最多的一稿。《稿本清史儒林传》是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的工作本之一,披露了该书理学史记载的部分形成过程。该书由陈伯陶等人纂辑,成书于1901至1906年间,新辑正传者有芮长恤等36人,《唐鉴传》等44个传记继承原有稿件,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这些新辑和增辑的传记使得清代理学人士谱系得到了扩展,其学术宗旨被重新书写,学术著作的主旨与成就得到了强调。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纠正了从阮元开始的清史《儒林传》对理学人士的低调记载,对理学史研究有参考价值。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丹青再写:论清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对翁同龢事功的记载

对于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翁同龢的生平事功的官方记载,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和民初清史馆的《清史稿·翁同龢传》是两个重要版本,它们各有价值,值得研究。前者按照清国史馆的工作流程,纂修官依据吏部提供的事迹册,纂辑成篇。该传直接写出翁同龢在戊戌时期的罪名,颇有定罪之意。与清末民初对翁同龢的贬低情况不同,《清史稿·翁同龢传》依据1925年出版的《翁同龢日记》,对翁氏的事功进行了大幅改写,肯定了翁氏的作为,并弱化乃至否定了戊戌时期翁氏与举荐康有为的关系。正史对翁氏事迹记载的变化值得关注。

论清史《续文苑底稿》广东文士记载的形成

清史《文苑传》等正史类传对广东学人的记载,是岭南文化影响扩张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因相关档案深藏内府,无人知晓。通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续文苑底稿》等清史档案,可大致还原清史《文苑传》对岭南文士记载的形成过程。广东文人群体在清史《儒林传》与《文苑传》纂修的早期阶段一度未被记载,但在1884年至1888年清廷集中续修时境遇大改,多达七人在清史《文苑传》中被列为正传。这七位广东学人连同附传人物,书写了清朝从顺治到道咸时期广东学林的状况。广东学人集体被记入正史,是朝野多方力量作用的结果。广州府学纂辑、广州府呈报的《采访册》是少有人知的清代广东学人合传,成为广东学人记载的基础。总纂谭宗浚和缪荃孙等人直接负责纂辑广东学人传记,他们采纳了《采访册》中的某些记载并进行修订,最后形成清史《续文苑底稿》中广东学人的诗文史和经世学记载板块。清史《文苑传》对广东学人群体的整体记载和书写,对今天研究岭南学术文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论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桐城派史的书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而历时百年的清史《文苑传》纂修形成的多个过程稿,有对桐城派史的系统记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宗中的姚永朴所撰《文苑列传》,此传展示了姚永朴对桐城派史的纂述之功。姚永朴增立了戴名世、吴汝纶等传,并重纂了方东树、梅曾亮和管同传,重写了桐城派史某些内容。姚永朴的《文苑列传》大部分未被采用,但不失为桐城派史的珍贵文献。除了刊行的《清史稿》等显明成果之外,《文苑列传》等史料进一步佐证了桐城派史的厚重。

论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

在讨论北京奥运会主题与奥林匹克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分析北京奥运会时中华文明整体走向的影响。在讨论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文化差异,北京奥运会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重塑,奥林匹克文化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影响的基础上,论述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以及北京奥运会与中国的对外文化应对。

论清史馆《食货志·茶法》对清代“茶法”的重新定位

清代茶法研究历经百年,但其重要复杂内涵仍需开掘。清代茶法基本文献之一《清史稿·食货志·茶法》,对相关研究影响较大,但学界对其论述价值的认识尚不充分。利用前人少有关注的清国史馆《食货志·茶马》系列档案,可深入讨论清代国史对茶法的书写问题。《清史稿·食货志·茶法》承袭国史馆《茶马》档案而成,但重新定位了清代茶法。清国史馆《茶马》档案将茶马之政定位为安定边疆、充实战备的国计要政。《清史稿·食货志·茶法》的纂修处在茶叶成为商品,但民初华茶衰落的背景下,有史学经世之志的纂修官姚永朴,转而强调振兴茶业的民族商业意义。

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派别,桐城派史深受学界关注。清史《文苑传》对桐城派有系统而持续的记载,但未为学界注意。本文基于台北故宫档案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讨论该书对桐城派续写的内涵和价值。《续文苑底稿》将“桐城派”名义正式写入国史,进一步确认了桐城派古文正统地位。该书增立六位桐城派人物正传,重点记载了姚鼐之后的桐城派学脉分布皖苏、远播岭西的状况。该书揭载,桐城后学的古文创作展现了新貌,纠正了桐城文“苶若枯涩”的弊病,桐城派诸传人尊奉程朱理学,对汉学则兼收并蓄,更以经世实学思想和经世业绩彪炳史册。《续文苑底稿》彰显了桐城派的古文正统地位,是桐城派史的重要文献。

《后汉书》李贤注与《文选》李善注:论李善注影响的扩张

唐初的政治文化条件是《文选》李善注获得重大影响的原因,此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文选》李善注对《后汉书》李贤注有直接影响,前者某些具体条目不仅直接为后者借用,而且对后者的注疏凡例有所启发。李贤注利用《文选》李善注来邀宠固位,由此使得李善注的影响越出了文学领域。

江藩《宋学渊源记》史源考论

江藩的《宋学渊源记》是研究清代理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学界对其撰写情况不尽了解,评价不高。《宋学渊源记》系在彭绍升《二林居集》之《儒行述》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这一发现显示《宋学渊源记》具有丰富的思想史意义,同时说明清代学术有复杂关系和内在逻辑。

论清史《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名义与嘉道学人谱系

嘉道经世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续文苑底稿》为代表的清史《文苑传》系统记载了包含嘉道时期在内的清代经世学,却尚未得到学界重视。《续文苑底稿》在经世记载方面的价值,首先是正式使用了经世学的名义,赋予经世以学术意义;其次记载了经世学的外延,史学、水利、地理、治水、语音、乐律、天算等等皆属于经世学的范畴。《续文苑底稿》对清代经世学内涵和外延的记载应得到重视。

《儒林传稿》与《宋学渊源记》

阮元《儒林传稿》的理学记载有相当贡献,对清代学术有重要影响,江藩的《宋学渊源记》就曾受到《儒林传稿》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蕴涵着清代学术史的丰富信息。《宋学渊源记》为呼应《儒林传稿》而作,两者均利用了彭绍升《二林居集》有关记述,相辅相成,构成了清代理学史的叙述。

论清史《儒林传》对陈澧学术的记载

东塾学派是广东学者陈澧与其弟子所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具有全国影响力。本文讨论其全国学术影响力产生的一个侧面。清史《儒林传》对陈澧的记载是其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例证,情况较为复杂,学界了解不多。本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揭示清史《儒林传》中《陈澧传》的最初面貌的形成以及后续改写情形,展示陈澧在官方正史中学术形象的建立过程。

“国史儒林”与“浙东学术”——阮元《儒林传稿》叙学成就管窥

阮元《儒林传稿》记载的浙江经学状况是其学术论述的重点之一,与章学诚及其"浙东学术"有密切联系。一般认为,章学诚及其浙东史学派被埋没一百多年。《儒林传稿》有关浙江学术的记载显示了章学诚的影响,阮元实际上将浙东学术名义和黄宗羲一系学人谱系写入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提示我们关注该书的学术价值以及浙东学术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实际遭遇。

性灵派登场:论《续文苑底稿》对乾隆朝诗学史的续写

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对乾隆朝诗学史有一个以性灵诗学为重点的改写过程,这是性灵诗派研究的学术史前史,而学界尚未论及。《续文苑底稿》首次将袁枚和赵翼等一批性灵诗人立为正传,性灵诗学成为清史《文苑传》记述的乾隆朝诗学史骨干。被翁方纲、曹振镛主导的《钦定国史文苑传》排斥的性灵派际遇由此彻底改变,乾隆朝诗学史有了与史实相符的中心人物和诗学流派。《续文苑底稿》揭示了性灵诗派及乾隆朝诗学史被历史建构的历程。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关于章学诚生平与学说的境遇,胡适曾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有关章氏生平与学说的信息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但也一直有人认为胡氏所言与事实不符。本文对章氏身后境遇状况提供一个补证,指出在清国史馆档案的传包传稿中有多个章学诚传记,且章学诚在国史《文苑传》中数次获立正传。这些材料补充证明,章学诚学说在晚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生平概况更没有被埋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清廷官方的认可。这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章氏学说的命运和晚清学术的实况或有助益。

《戊戌政变记》八卷本作年补证

1953年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收录的八卷本<戊戌政变记>,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重要资料,也是该书最常见的一个版本.

《汉学商兑》与《儒林传稿》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清道光年间在广东出现的理论著作,在晚清学术界影响较大,具有较以往认识的更大价值。《汉学商兑》与阮元的《儒林传稿》有密切关系,其有关议论针对后者的特定内容,整体上对儒林传修撰过程中所涉及的儒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回应。方东树为道学等名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阮氏过分拔高儒的名义的做法。《汉学商兑》显示了《儒林传稿》的重要影响,对理解晚清以来广东学术的重要影响具有象征意义。

论清国史与《清史稿》中《阮元传》之辑纂

清末民初,负责辑纂《阮元传》的纂修官中不乏名人,甚至有晚清重臣。他们前后相续,为正史《阮元传》的成文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但具体成文经过与这些纂修官们的成绩罕见讨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和民初清史馆档案中有六个《阮元传》稿本,揭示了汪廷儒、张之洞、姚永概等纂修官在辑纂《阮元传》中的工作业绩。

中国近代制度、思想与人物研究

2016年9月4～5日，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协办的第7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源地之一的清华大学顺利召开。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为“中国近代制度、思想与人物研究”。近百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着相关议题展开了研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