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无形资本核算与动态变迁

基于Kieso et al.(2010)、Peters and Taylor(2017)等的前沿方法,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和企业特征,本文首次在企业层面核算了2007—2019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无形资本存量,并考察了企业无形资本强度的动态变迁及原因。结果显示:(1)2007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无形资本存量增长迅速,控制规模影响后的企业无形资本强度总体上也呈上升趋势,但2015年之后明显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组织资本强度下降是主要原因;(2)不同类型企业中,非国有、高科技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无形资本积累表现相对更好;(3)分解无形资本强度变迁原因,企业间配置效应的作用最为突出,进入退出效应的影响近年则逐渐显现。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对工商业用地的配置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和城镇土地转让制度下．地方政府如何按用途划分新增工商业用地的问题。地方政府转让工商业土地的收益可分为地价和企业税收两部分。工业用地地价较低．但工业企业纳税较高。因此地方政府在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时会以一定比例划分工商业用地．使得工业用地的边际收益等于商业用地的边际收益。此外。本文还发现，商业越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越愿意将土地用于商业．而商业越不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越倾向于将土地作为工业用地。

数字技术变革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两化融合”试点的证据

数字技术变革已经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利用“两化融合”试点这一准自然试验并以2007–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技术变革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两化融合”试点大幅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变革,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这一结论进一步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 2)机制分析揭示,“两化融合”试点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降低了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在此过程中并未吸引更多的外部监督. 3)当会计稳健性差、盈余激进度高、分析师跟踪少以及媒体关注度低时,“两化融合”试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更显著,可见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治理机制存在一定的互补作用.本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支持上市公司治理改善的经验证据和作用路径,所得结论为推动数字治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提供了决策参考.

制造业上市公司无形资本动态变迁

尽管无形资本已是一个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但目前鲜有文献从企业层面研究我国的无形资本问题,关键原因在于缺少对我国企业无形资本的定量核算。将企业无形资本分为外部购买和内部创造两部分,分别进行核算。外部购买无形资本对应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和无形资本净额。

利率波动、融资约束与存货投资——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考察了利率波动对制造业企业存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由于利率本身上升和下降传导机制的非对称性,利率波动对企业存货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面临更强融资约束的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大;(2)相比民营或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对利率波动更为敏感;(3)在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利率波动的负面作用更小。基于上述结论,在利率管制不断放开的背景下,央行应采取措施避免大幅波动出现。

农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

本文研究农地流转及其制度安排对于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分别选取"是否打算外出务工"和"是否想获得城市户籍"来衡量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意愿。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意愿,但对不同群体和不同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农地流转的制度安排会影响农村劳动力不同的乡城迁移意愿;农地的保障性功能对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影响依然存在,但由于缺乏完整的退出权,农地流转的财产性功能对长期迁移意愿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对中国当前农地流转提出相关思考和政策建议。

中澳FTA对中新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中澳FTA对不同产品的关税政策差异,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直接检验了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中新进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澳关税削减后,中新优惠商品进口相比基准期有显著提高,但削减前的中新优惠商品进口相比基准期无显著差异;中澳关税削减显著促进了中新进口贸易,但对中美、中欧和中日进口贸易均无此影响;中澳关税削减幅度越大,对中新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但对中美、中欧和中日进口贸易也无此影响。本文的结论表明,中澳关税削减对中新进口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中澳FTA对中新进口贸易有正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