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对海洋空间不同的认知:耶鲁地图与西方水文学（英文）

早在16世纪西方水文学便对中国沿海水域有所认识。当时西方与中国在航海与制图的传统上差异并不大。可是,到了1840年代,基于两地对海洋空间认知的不同,西方与中国在航海上的习俗开始出现很大的分歧。本文集合了中国与西方对1841年一艘帆船所采取的传统南北贸易路线(亦称为《耶鲁地图》)的沿海景观的记录,包括19世纪西方有关中国海域的资料如Capt. James Horsburgh的《印度名录》与Capt. Daniel Ross,FRS,IN和Lt. Richard Collinson RN的调查。通过对比中国的数据与西方的图表与领航员的数据,我们能揭示两地在航海技术与对海洋空间的认知上隐含的差异。

中国近海人——以上海、香港以及新兴国际航运中心的相关出版物为视角(英文)

20世纪初期,西方殖民扩张使本已是通商口岸的上海和殖民属地的香港一跃成为重要的国际港口。作为当时主要的国际交流带,上海、香港各自具备"理想型"国际航运中心特征。上海不仅是一个较大的港口,还由于其国际大都会背景,享有更多"非正式"优势。香港,则由于英国的管治法规及其在世界海事中的领导地位而享有更多"正式"优势。这两个港口城市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口岸。作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国际航运中心,上海的一个重要"软件"优势在于其繁荣发达的出版业,相关出版物极大满足了国内外航运人士的需求。本文将介绍其中的三个例子:第一部《英中航海词典》、清代海关总税务司的出版刊物以及《中国航运潮汐与船舶操纵手册》年刊。1940年代国内战争的动乱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使上海失去上述航运优势;反观香港,由于40年代末上海航运业人才和资金往香港迁移,以及英国殖民统治逐渐放宽,香港得以充分利用已拥有的优势,并建设之前所匮乏的航运软件。到了21世纪初期,香港已成为中国国际航运中心的引领者。上海若想重建早年的航运辉煌事业,须重视"理想型"国际航运中心软件建设,打造一个面向世界、顺畅而开放的东方国际交流区域。

何为亚洲的海洋时代? 地名研究和认同构建（英文）

'亚洲'这一地理名词的词源并非出自亚洲,迟至19世纪晚期甚至20世纪早期,'亚洲'这个概念还没有形成。本文追溯了'亚洲'一词在西方的起源以及它演化为一个地理概念的过程。此外,本文还讨论了地域文化状态、起源和概念化的关系。公元15到20世纪期间,航海贸易和战争逐渐将这个外来概念植入亚洲,最终使大家对这一概念达成共识。本文还专门研究了西方航海家和水道测量家的海上作业,他们运用图表和路犁创立了一系列地名,并界定了亚洲的海域,勾画了今天我们所公认的亚洲世界。

八月炮火（英文）

海洋史与海洋考古研究不仅只涉及船以及与船舶建造、驾驶、航海等直接相关的内容。除此之外,作为文献研究与考古发掘的产物,那些有助于我们从更广的语境中全面理解船舶及其船员构成、船型设计的内容很可能出现在陆地上。然而,任何考古发掘活动都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文化关系中进行的,这可能会对发掘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出土文物的价值判断,特别是那些对我们的认知产生重要作用的文物。由于香港《文物与古迹管理条例》中规定只有上溯年代为公元1800年之前的东西才能算是文物,因此导致对4门19世纪枪炮的发掘。直到持续了六年的发掘与保护工作结束后才对其进行价值鉴定和历史研究,一系列的延误也影响了我们对于香港海防史与海军码头的认知与阐释。

视而不见:“耆英”号木帆船在西方的境遇(1848～1855)(英文)

"耆英"号于1846～1855年的航行经历证实了中国传统风格木帆船远洋航行的能力以及局限性。然而,西方世界对该船持排斥态度,对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技术不以为然,对其评价也有失公允。这些从现存的该船图片资料中均可考证。我们的研究发现,西方人对这艘船的认识并非源于实物,很可能是来自船上一位名叫Sam Sing的中国船画家。由船及人及文化,正是由于对"所见"的视而不见,几乎使西方世界的"中国印象"从一开始就处于消极状态。这样的排斥与拒绝反映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自负。

实用型帆船设计和平衡帆船装配的基本原理

本文探讨与平衡帆船设计有关的基本概念,考量如何通过这些概念来理解传统帆装设计、查看图纸与照片、研究帆装的基本要点,探究实现最佳航海性能所需要的技术。结论是:在对中国传统造船工艺的描述与图像分析、船桅定位、帆装和索具以及压舱物等方面,我们仍然要给予更多关注。因为对这方面的了解将有助于造船师、船主及造帆者调整特定船只,确保平衡,从而优化船只性能,减小对船只与船员的压力,减少船只劳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