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宅基地流转响应的差异化分析——基于重庆市10个区县共896份农户问卷调查

在对重庆市10个区县共896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的基础上,建立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成本-收益-风险的评估、区域环境等方面分析农户对宅基地流转差异化响应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自身变量中,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农户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有显著正影响;成本-收益-风险预期评估变量中,农户宅基地及附属物价值量、农户对风险的评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有显著负影响;区域环境变量中,村域非农就业率、政策扶持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有显著正影响,交通便利度有显著负影响;核心成员受教育年限、核心成员年龄、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工作距离对农户宅基地流转的决策影响不显著。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研究进展及展望

通过总结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演变、用地布局演变、用地结构演变及自然、经济、社会、制度管理因素对其演变的驱动等,发现:(1)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研究方法包括以基于遥感解译数据的景观生态学分析法和基于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2)我国农村居民点规模、布局、结构正在发生转型,不同尺度上差异化逐渐显著;(3)不同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驱动机理存在差异。为了厘清其演变特征,从而更加科学有效地管理农村居民点,在研究视角上,将呈现多视角多学科融合的态势;在方法上,将从宏观尺度向宏观和微观并重的方向转变,将呈现遥感解译空间分析与入户调查结合的趋势。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潜力估算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潜力估算为量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价值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资金筹措提供客观依据,为农村建设用地管理提供基础。通过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潜力内涵界定,以重庆市为例,采用人均标准法估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理论潜力,然后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复垦影响因素修正指标体系,对复垦理论潜力进行修正,得出复垦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引入流转潜力估算模型测度流转理论潜力,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建立流转影响因素修正指标体系,对流转理论潜力进行修正,最终估算出重庆市2009-2015年和2009-2020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现实潜力,并对其时空差异类型进行划分。结果显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潜力是流转潜力的基础;2015、2020年流转现实潜力分别为30392.32hm2和40591.49hm2;流转潜力大,时空差异显著,流转现实潜力实现难度不一。研究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根据不同区域现实潜力的大小来安排流转的次序和规模,以取得最大流转效率。

重庆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发展阶段判析

基于重庆市10个区县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判别分析方法,建立重庆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发展程度判别指标体系和判别函数,对重庆市不同区域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发展程度进行判别.结果发现:①重庆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因区域不同而呈现发展程度的差异性,较高级阶段与中级、较低级阶段流转发展差别明显,中级与较低级阶段差异较小;②处于较高级阶段的地区主要是都市区近郊区县,说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发展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等有明显的正相关性;③处于中级阶段的地区主要是都市区远郊区县(除秀山县和酉阳县外);④处于较低级阶段的地区主要是三峡库区和秀山县、酉阳县,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繁,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多为"生态移民"流转.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居民点用地形态——基于重庆市云阳县568户农户调查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相关的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方法,从微观尺度定量分析了云阳县568户农户兼业行为与居民点用地形态变化的相互关系,可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居民点用地整理挖潜提供认识依据。结果表明:(1)云阳县农户兼业现象普遍,依据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差、非农劳动投入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工兼具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五种兼业类型;(2)老龄和女性人口少、且平均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兼业水平最高,人口数量多、分工多元化的农户兼业水平居中;(3)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活动的纯农业型与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较小,约为180m2,土地利用粗放且多样化程度高,其中,纯农业户圈养与堆棚用地比重较高,农业主导型院坝用地比重较高;(4)农工兼具型农户的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大,约为190m2,土地利用集约度得到提高,且多样性下降,堆棚用地弱化,住房用地占主导;(5)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非农主导型与非农业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缩减,约为160～130m2,土地集约度较高,多样性下降,居民点中生产性用地比重下降、居住性用地比重上升。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挖潜必须与农户的兼业需求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