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之利:早期中国文本中“利”的矛盾句

在早期中国文本中,"利"字呈现出复杂的含义,其含义的复杂性在矛盾句中尤为显著。这些矛盾句的出现或许暗示了孟子以后的思想家不再单纯地接受或排拒"利",而逐渐承认"利"这个概念的多面性。英美哲学家对于概念的鼓动性与描述性含义的区分,有助于解释"利"在中国早期论述中的两个重要功能。概念的鼓动性含义,指的是灌注于该概念上的劝说力量,期使该概念在特定方向上"感动"受众;概念的描述性含义,指的是该概念本身具有的意涵,即在取向上中立的内容与描述。当早期思想家的论证聚焦于对"利"的赞成或反对时(两种鼓动性含义),也同时讨论了"利"既有的语义内涵(描述性含义)。对于"利"字矛盾句的分析,也能进一步证明墨家思想的普及与持续地被其他学派所吸纳。把"利"视为一种价值最初只见于墨家学说之中,后来则逐渐成为思想家共同持有的道德语言。

墨家“十论”是否代表墨翟的思想?——早期子书中的“十论”标语

现今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几乎都以"十论"来介绍墨子的思想,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通过详细阅读并对照《墨子》与其他早期子书,可以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一、"十论"或许不是墨子思想的最初产物,而是在《墨子》编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二、周汉诸子在谈论墨家学说时,并非总是一致地以"十论"描述墨学,通常只提"十论"中的某几条标语。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唐宋以后的儒者与当代学者常以"兼爱"为墨子核心的主张,但早期诸子(除孟子以外)并不都认为"兼爱"是专属于特定思想家或学派的理论。如果我们留意古今学者在对墨家的认识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或许会重新思考我们对墨学先入为主的看法,并对早期墨学的面貌有不同的认识。

“十论”的递增成形:对《墨子》中基本命题的追溯

由于我们对《墨子》涉及"十论"的早期文本历史所知甚少,因此在诠释这些文本的时候,难免需要依赖于某些预设。在这些预设之下,墨翟以一位哲学家、墨学创始人或者"十论"这套连贯思想体系的倡导者的形象出现。虽然这些预设可能没有错,但我们可以在方法论上暂时将其搁置,从而以一种新颖的方法来阅读《墨子》。这一方法更加关注"十论"彼此之间的差异、它们在《墨子》书中尚未固定的形式、以及代表"十论"的某些用语(如"非攻"与"节用")在《墨子》文本中鲜少出现的情况。这个新的方法还引申出另一种关于墨家思想的合理描述:在《墨子》一书被不同时期的作者与编者渐次处理的过程中,墨家思想也随之得以建构、成形。

《庄子》的教学对话:“人类学”视域的解读

将中国古代诸子视做理论体系严谨的哲学家是学界的一种趋势,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某种已经被沿袭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方式。以《庄子·应帝王》里列子、季咸和壶子的故事为例,透过故事中的场景和人物,可以发现作者似乎在倡导一种"不教之教"——学生在老师的"不教"之中得以学习。吊诡的是,虽然作者没有提出这种教法是一种替代性的教学模式,但老师的无所用和不情愿仍成为教学活动的核心所在。

《墨子·兼爱》上、中、下篇是关于兼爱吗?——“爱”范围的不断扩大

学界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学最早且最重要的主张。本文将论述,"兼爱"很可能是由墨子弟子,或是后世墨者所提出。《兼爱》上、中、下只是"兼爱"概念的出发点。这个看法的依据是:《兼爱》上的作者把墨子"爱人"的劝告解释为"相爱"或"兼相爱"。《兼爱》中则将其发展为"兼相爱、交相利"。直到《兼爱》下,"兼爱"这个概念才首次出现。"兼爱"这一概念的成熟,则完成于《天志》三篇之中。我们能发现,"爱"在十论诸篇里,历经了一个概念演进的过程:从"自爱"发展为"相爱",再进一步演变为"兼相爱",最后到无条件的"兼爱"。在这一演进中,被改变的并不是"爱"本身的内容或性质,而是所爱的范围。

《墨子·兼爱》上、中、下篇是关于兼爱吗?——“爱”范围的不断扩大(连载)

学界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学最早且最重要的主张。本文将论述,"兼爱"很可能是由墨子弟子,或是后世墨者所提出。《兼爱》上、中、下只是"兼爱"概念的出发点。这个看法的依据是:《兼爱》上的作者把墨子"爱人"的劝告解释为"相爱"或"兼相爱"。《兼爱》中则将其发展为"兼相爱、交相利"。直到《兼爱》下,"兼爱"这个概念才首次出现。"兼爱"这一概念的成熟,则完成于《天志》三篇之中。我们能发现,"爱"在十论诸篇里,历经了一个概念演进的过程:从"自爱"发展为"相爱",再进一步演变为"兼相爱",最后到无条件的"兼爱"。在这一演进中,被改变的并不是"爱"本身的内容或性质,而是所爱的范围。

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比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用以强调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墨子和杨朱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裹”:《唐虞之道》的“中道观”

在《孟子·尽心上》第26章中，孟子批评了杨子与墨子对于“利天下”的偏激态度：

既“无根据”亦“无反响”——孟子所刻画的杨朱与墨翟

《孟子》中这句“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恐怕是早期中国文献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言论之一。由此,孟子批评杨朱“无君”,墨翟“无父”。这种将两人描述为“邪道”的说法自汉代以降越来越流行,二十世纪以来也始终是哲学界的主流观点。研究发现,孟子对于杨朱和墨翟的描述既没有任何实证作为依据,也没有得到任何先秦思想家的引述与回应。在“无根据”与“无反响”这两点上,我们都能找到消极与积极证据。就“无根据”而言,现有的文献中没有能够支持孟子所说的杨朱一毛不拔或墨子摩顶放踵的文本证据;但我们确实能在早期文献中看到一些可能启发了孟子论述的讨论。从“无反响”来看,孟子之后的关于“一毛”和“天下”的论述也显示出,直到《列子》的《杨朱篇》问世,孟子的言论都没有获得什么关注。这显示出,孟子在当时的影响力,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强大。

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傅斯年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3个不同的时期:北大学生时代、旅欧时期和回国以后,相应的对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学术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之看法,也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这种不确定性表明了早期“中国哲学”之边界的模糊和内容的歧义。

来函照登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语系戴卡琳教授所著《〈墨子.兼爱〉上、中、下篇是关于兼爱吗?———"爱"范围的不断扩大》一文,连载于本刊2011年第4第5两期以上。今年初,编辑部收到戴卡琳教授发来的电子邮件,称所刊文章与她原稿有出入。编辑部高度重视,检查档案,发现发表时所用电子文本乃戴卡琳教授从比利时发来之原始电子文本,故将调查情况如实回复。后又收到戴卡琳教授一封电子邮件。为严肃学风,兹将来函照登,以飨广大读者。

轻重肢体:中国古籍中的权衡隐喻

本文分析了中国古籍中权衡身体部位(如指、臂、头)的隐喻。当前西方汉学界对这个议题的认识主要来自葛瑞汉对其修辞功能的分析,以及方丽特对某一类型的"权"的理解。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墨辩》里两段残缺的材料。本文关注的是《吕氏春秋》中涉及肢体轻重权衡的故事,这类故事总是被用来强调生命和健康的价值,有相对一致的论述结构,可能是一场相关问题的大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剖析这些段落,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文本的内涵。

解冻“正名”的现代观念:从康有为到胡适

现代学者对于孔子“正名”的观念可能正是一个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冻结”的概念。现代的正名研究呈现出了六个家族相似的特征:(1)对《论语》“正名”章的完整引用;(2)对“正名”重要性的坚持;(3)来自孔子语录的证据;(4)更广泛的文本证据;(5)对于“正名”话语连贯性的构建;(6)与传统强烈而割裂的关系。从这六个特征去回溯现代“正名”话语由萌芽到“冻结”的过程,可以发现康有为与胡适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考察“正名”这个论题发生的历史背景,便可以发现康有为与胡适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而这也最终导致了现代“正名”观念的“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