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医疗法律规制之原则

基于对社会权利秩序的维护和对精神障碍患者个体权利的恢复,非自愿住院医疗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又涉及到对自由权的剥夺,衡平其中的矛盾在于对非自愿住院医疗进行正当的法律规制,探讨了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医疗法律规制应当遵循的法定原则、法律价值权衡原则、最小限制原则、比例原则、医疗目的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

《国际商法》英汉双语教学初探

《国际商法》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决定了该门课程进行英汉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其教学目标既是国际商事法律知识的学习,也是专业英语能力的培养。鉴于目前双语教学所面临的困难及条件限制,双语教学应采用过渡型与沉浸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即通过《法律英语》等前置性课程以及大班讲授与小组辅导相结合实现过渡,通过课外学习小组和辅导等"诊所式学习"营造语言环境,使学生尽可能沉浸在国际商事法律英语的语言环境中,以最终达到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

我所了解的英国医学伦理学教育

英国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强调病人的主体化和“去客体化” ,关注病人权利 ,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 ,融入法律等其他学科的内容 ,注重跨学科的教学与交流。这样一种教学理念是符合医学伦理学的人文属性 。

精神障碍患者保安性非自愿住院的主体与标准问题研究

在民事领域,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住院可分为救护性与保安性两种。保安性非自愿住院的理论基础在于警察权,但这是限制个人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须予以谨慎对待。纵向而言,从强制送诊到住院决定;横向而言,从实体到程序,都应当设置严格的标准。我国《精神卫生法》对此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住院终于有法可依,但这部可以依据的法律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是否已经完善则仍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精神疾病诊断:科学的判断?伦理的判断?

自精神病学纳入医学的范畴之后,精神疾病的诊断因为其所声称的科学手段而被认为是科学的判断。20世纪中叶开始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全面否定其科学性,认为精神疾病的诊断是单纯的伦理价值判断。两种观点都显得过于极端。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决定了精神疾病的诊断是科学判断基础上的伦理判断。其中科学的判断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基础性的。决定性的是伦理的判断,只是这种伦理判断必须建立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而已。

浅析知情同意权在我国立法中的不足

分析了我国在知情同意问题上的法律规则 ,指出我国现有法律存在四方面的立法缺陷 ,即对医生同时柯加告知义务与不告知义务 ,使医生陷入两难处境 ;在病人同意权方面只要求实验性和特殊诊疗措施征得病人同意 ,同意的主体上多且乱 ,过份强调病人家属的同意 ,侵害或剥夺了病人的自主权 ;对知情同意权的含义认识不清 ;知情权与同意权相分离而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病人知情同意权。在此基础上 。

英国医生互助性责任保险述评

医疗事故索赔数量和索赔金额的剧增,呼唤医疗责任保险的产生。但对一个经常面临被索赔和被要求高额赔偿的医学行业进行承保,商业性保险机构出于商业利润的考虑,往往缺乏积极性。非商业性的英国医生互助性责任保险体制,具有费用低、不拒赔、多功能、专业性、维权的全面性以及胜诉率高等特点,能够更全面地维护医生权益,及时地对医疗事故的真正受害者给予及时、有效的补偿。在重新定位我国的医疗责任保险时,这一体制将带来有益的启示。

论作为公司强制解散替代路径的股权强制收购——从林某诉凯莱公司、戴某等公司解散纠纷案谈起

当公司股东因公司僵局而诉请解散公司后,如果公司或其他股东同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回购或收购原告股权,则公司僵局并非只有解散公司才能解决,公司存续并不会损害股东利益。从《公司法》的立法本意、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原则考虑,此时,应以强制收购离散股东代替强制解散,从而实现原告股东利益、其他股东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等第三人利益的均衡保护。

医疗权的伦理辩护

为国家设定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体系以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义务的基本人权是医疗权,而不是健康权。合作抵御包括疾病在内的自然的侵害,是人际社会形成的重要根据。现代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善,一种人之生命的必需。病人的医疗权是病人对分享社会合作成果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伦理的正当性,能够得到伦理的辩护。这种作为正当性期待的医疗权本身又要受限于权利秩序中当时的条件和资源。

精神疾病、行为控制及其伦理冲突

精神疾病的诊治 ,不仅具有基于治病的医学目的 ,而且还带有行为控制的社会目的和功能。因此 ,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本身 ,与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一样 ,需要伦理的思考和论证。在医生、社会和精神病患者之间的互动、而又充满矛盾的三角关系之中 ,医生对于社会和对于病人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冲突 ,尤其需要伦理的审视。医生被赋予特殊权力的同时 ,也应被柯加与之相称的伦理责任。

医疗界与法律界的关系问题——中国医疗秩序重构中的重要课题

医疗秩序是指各医疗要素的合理配置、医疗关系中各主体的有规则的有序互动所形成的整齐规则状态。当今中国医疗失序的本质是医疗正义的缺失。医疗秩序重构和恢复的实质在于医疗正义的彰显。在彰显医疗正义的过程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如何处理作为医疗实践者的医疗界与作为正义实践者的法律界之间的关系。

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时的伦理痛苦与法律的无奈

死亡是一个过程。基于纯功利主义考虑,为了增加可移植器官的供应量而人为规定的脑死亡标准,将这一过程提前了。由此,面对生命垂危、处于弥留之际的同胞,人类也永远摆脱不了良心的拷问,永远要生活在道德的焦虑和不安之中,感受着法律的无助与无奈。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

医生主动放弃治疗的法律问题

医生对身患绝症 ,没有治疗效果的病人主动放弃治疗给法律带来了三方面的冲击。法律在放弃治疗问题上的革命否定了对该类病人的“治疗”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疗 ,否定了延长此类病人的存活期限一定符合病人利益的主张 ,甚至否定了此类病人的生命权益。在我国有关放弃治疗立法中 ,应注意对放弃治疗的定义、对象、决定的作出者以及放弃治疗的例外作出界定 ,设立放弃治疗审查委员会 ,在法律上规定其职能。

论《海商法》第169条之第三人——兼评《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

互有过失碰撞船舶造成人身伤亡的,国际上有"对第三人的人身伤亡连带赔偿责任制"和"对一切人的人身伤亡连带赔偿责任制"两种制度,中国《海商法》第169条采用前者。第三人不应包括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等责任主体以及对碰撞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船员。两种责任制度各有其合理性和立法政策考虑。学者、司法者通过对"第三人"的扩大性解释,使之涵盖或等同于一切人,忽视了两种责任制度背后的不同的合理性基础和立法政策,是不合适的。

经济学对伦理学发展的作用——读布鲁坶的《走出经济学的伦理学》

布鲁坶的《走出经济学的伦理学》一书展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研究的新动向、新视角和新领域,即经济学对伦理学的贡献。尽管书中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如所有的“善”都应该,而且都能够降格为“较善”,可能会使伦理学丧失其自身,布鲁坶在书中所阐述的核心观点,即借鉴经学的分析形式,采用经济学的比较性思维,以及其所提出的比较性术语“较善”的概念,都将对伦理学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革命,其影响是深远的。

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与犯罪问题

医学研究不仅是道德所允许的和正当的 ,而且是道德上的必须和要求。但是 ,在为研究而进行的人体实验中 ,促进卫生服务知识增长的伦理目标必须与对受试者 /患者的无伤原则相平衡。人体实验中的伦理研究已经远远落后于人体实验研究本身。临床研究需要严格的质量保证和道德风险管理机制。知情同意原则已经不适应现代医学研究 ,而应为知情契约原则所代替。纸上的伦理规则要转化为道德和医学的决心和伦理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