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生阔叶林更新方式对林分生长和演替的影响研究

对光泽县九龙坑天然次生阔叶林天然和人促更新方式下的林分恢复进行调查,比较这2种更新方式群落的生长、物种多样性、生态优势度和重要值。结果表明:不同更新方式林分的生长、物种多样性、生态优势度和重要值均存在明显差异。人促更新17 a后林分的平均胸径、树高及蓄积量分别是天然更新林分的1.8倍、1.6倍和2倍。采用人工促进天然更新能加速群落的演替进程,且在材种和材质方面达到经营的预期目标,进而提出将次生阔叶林改造培育成工业原料林的技术措施,并解决了合理密度设定这一关键改造技术。

论宋代文化之基本形态及其在中国史上之位置

宋代之于中国历史,处于中古史之晚期。宋代文化之特殊性表现在:学术思想形成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之"认识论",将有关"知识"理论与"道德"理论既分别亦合一;政治制度方面,在于企图打造一"彻底官僚化之文官体制";文化方面,展现一种截然不同于汉唐之风格,宋代士大夫欲将政治之"理念"、"知识"与"效益思惟"三者合为一种动态之"识见";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利用"崇儒"、"税商"、"劝农"、"奖工"等措施,活络社会之流动,产生发展之动能;宋代"民"之意识逐渐成为奠立"社会共同体"之基础;宋代科学技术与医学"相对发达",并将技术运用于民生与商业;宋代之艺术与文学,不仅创作展现独有之风格,且发展出一种系统化之批评理论。宋所处之时代,乃至其位于中国历史之阶段,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相近,特其年代稍早。而理学崛起,及其所带动之影响,亦若具有一种浓厚之"人文主义"精神。宋代文化之于中国,就其内在之性格而言,实是一种文明之跃升,且以"潜在"之意义而言,亦具有一种"世界性影响"之可能。

中国现代哲学建构与宗教思惟发展中之儒释交涉

无论中、西,"哲学"与"宗教"本即属不同领域之事,亦有其不同之设立条件。哲学中所内涵之"宗教向度",与宗教教义中所需之"哲学支撑"或"神学支撑",皆须于各自之领域中,完成其建设;不当混淆。除非事实上,而非理论上,存在"完美之哲学",或存在"能为一切人所接受之宗教",以是最终达成教法之一致。然对于现代之中国而言,却出现"哲学"与"宗教",须同时面对相同之立论需求与压力,致使中国长期以来居于社会主流之儒家哲学与佛教,产生相近之发展;且于过程中,二者之立论,彼此相需。此一状况,实于过往未曾出现。此一中国现代"哲学"与"宗教"所必须同时面对之立论需求与压力,简要言之,即是来自西学之"知识"与"知识观"之冲击。其主要之项目有三:一为天文学,一为现代物理学,一为生物之演化论;三者皆有"实证"之基础。至于同时亦于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之"社会演化论",则由于非建立于科学之实证,其冲击属于"历史观",性质不同。本文之撰作取径,基本上,乃是延续作者有关中国现代哲学思惟中之"演化论议题"与"认识论议题"之研究,进一步分就中国现代之"哲学建构"与"宗教思惟之发展",论述其间所存在之"儒、释交涉"。其要旨,区分为五。前四项为:一、中国现代哲学建构与宗教思惟发展之需求;二、中国现代哲学建构与宗教思惟发展中"价值观"之改变;三、作为中国现代哲学支撑点所重构之"气论"及其所延伸之问题;四、中国现代"新佛学"发展之难题与其所抉择之路向。至于第五项,则是作者以自身之观点,说明中国现代哲学发展难题所可有之解决之途。

论邵雍思想之结构、来历与其数理论、观物说对于理学之影响(三之二)

邵雍思想之受理学家重视,因于二程,而为朱子所承。然其事迹流传虽广,真知其思想之内涵、来历与其学术之性质者实尠。故对于理学之发展,康节是否具有影响?其影响为何?历来学者,能论之者亦寡。唯以今日学界所建立之"学术史"与"思想史"之研究方法论之,则颇有可分析者。大体而言,康节思想之来历,最可据者,为二程之说。依其说,康节之学最要者有四:一为数,一为理,一为术,一为道。此四者皆中国学术思想所讨论,而康节之为取择,非纯然属儒家。本篇之主旨,在于论叙康节思想之由论"数"及"理",以与儒义相契之主要思想关键,乃至其"观物说"建构之理论结构;并进而分析其对于"理学"所造成之影响。至于其与道、释思想之异同,亦依议题之伸展,随文加以比论。本文共分三篇五节,即:一、康节"数论"之历史渊源及其"推数及理"之思想结构(上);二、康节"数论"之历史渊源及其"推数及理"之思想结构(下);三、康节观物说之认识论基础,及其设论所建构之"与理学之关连";四、康节持养工夫之精微,与其"数学"于学术方法上之限制,乃至其"数理论"所以未能真正融入"理学"之原因;五、康节所传图、数于《易》学之意义。此为三篇中之第二篇。

论邵雍思想之结构、来历与其数理论、观物说对于理学之影响(三之三)

邵雍思想之受理学家重视,因于二程,而为朱子所承。然其事迹流传虽广,真知其思想之内涵、来历与其学术之性质者实尠。故对于理学之发展,康节是否具有影响?其影响为何?历来学者,能论之者亦寡。唯以今日学界所建立之"学术史"与"思想史"之研究方法论之,则颇有可分析者。大体而言,康节思想之来历,最可据者,为二程之说。依其说,康节之学最要者有四:一为数,一为理,一为术,一为道。此四者皆中国学术思想所讨论,而康节之为取择,非纯然属儒家。本篇之主旨,在于论叙康节思想之由论"数"及"理",以与儒义相契之主要思想关键,乃至其"观物说"建构之理论结构;并进而分析其对于"理学"所造成之影响。至于其与道、释思想之异同,亦依议题之伸展,随文加以比论。本文共分三篇五节,即:一、康节"数论"之历史渊源及其"推数及理"之思想结构(上);二、康节"数论"之历史渊源及其"推数及理"之思想结构(下);三、康节观物说之认识论基础,及其设论所建构之"与理学之关连";四、康节持养工夫之精微,与其"数学"于学术方法上之限制,乃至其"数理论"所以未能真正融入"理学"之原因;五、康节所传图、数于《易》学之意义。此为三篇中之第三篇。

论邵雍思想之结构、来历与其数理论、观物说对于理学之影响(三之一)

邵雍思想之受理学家重视,因于二程,而为朱子所承。然其事迹流传虽广,真知其思想之内涵、来历,与其学术之性质者实尠。故对于理学之发展,康节是否具有影响?其影响为何?历来学者,能论之者亦寡。唯以今日学界所建立之"学术史"与"思想史"之研究方法论之,则颇有可分析者。大体而言,康节思想之来历,最可据者,为二程之说。依其说,康节之学最要者有四:一为数,一为理,一为术,一为道。此四者皆中国学术思想所讨论,而康节之为取择,非纯然属儒家。本篇之主旨,在于论叙康节思想之由论"数"及"理",以与儒义相契之主要思想关键,乃至其"观物说"建构之理论结构;并进而分析其对于"理学"所造成之影响。至于其与道、释思想之异同,亦依议题之伸展,随文加以比论。本文共分三篇五节,即:一、邵康节"数论"之历史渊源及其"推数及理"之思想结构(上);二、邵康节"数论"之历史渊源及其"推数及理"之思想结构(下);三、邵康节观物说之认识论基础,及其设论所建构之"与理学之关连";四、康节持养工夫之精微,与其"数学"于学术方法上之限制,乃至其"数理论"所以未能真正融入"理学"之原因;五、康节所传图、数于《易》学之意义。此为三篇中之第一篇。

论“现代中国”的文明根源

“现代中国”文明根源的讨论,需明晰四项前提:一是“现代中国”的七项构筑条件;二是“现代中国”可以区划的四个历史阶段;三是“现代中国”在历史进程中所展现的方向性、整体性与结构性;四是“现代中国”的理念表达方式。“现代中国”的文明根源则由五项思想成分组成:一是中国人的一种务实的人文主义态度;二是中国人所始终坚持的个体命运是与家、国命运密不可分的观念;三是对于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四是社会发展应由价值理性、知识理性与历史理性所组成之思想力的运用构筑;五是中国现代化所形塑的“文明现代性”应以和谐、秩序、进步、共利为原则,关于世界的理念,则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论宋代古文运动之崛起及其特有之文化史意涵

论宋代古文运动者,皆谓宋初'文'与'道'之观念,胥承接自唐之韩愈退之,此就历史之脉络言,固有其是。唯宋代古文运动之崛兴,乃伴随宋初儒学之复兴运动而起,而宋代儒学之倡导,并非单纯来自退之之影响;以是宋代'古文'发展之样貌与主轴,亦有其并不尽同于唐代之处。本文之主旨,乃试图就退之提倡'古文'之核心观念,一一比较唐、宋间之差异,并继而论述'古文'于宋代发展,所产生之文化效应。

论明代美学思想发展之结构性质及其与形上学之关系

美学思惟于中国学术之初起阶段,虽曾以特殊观念中所蕴含之'结构性成分',融入于其宇宙观中,却未曾以美学议题之论议方式,发展成为建构系统哲学中所不可或缺之一部。具有独立性美学意义之议题讨论,事实上须迟至三国两晋时期始正式出现。自唐以后,由于禅学思想作为一种'新形式之哲学方法'之效应,逐渐扩散,美学、艺术论与一般哲学之对话,始逐渐浮现。唯就唐、宋思想之发展而言,此种美学、艺术论与一般哲学之连结,对于前沿之艺术创作者或批评家而言,由于有'境界追求'或'境界认知'之驱迫,自觉意识较为强烈;对于以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为核心议题之一般思想家而言,则并未有同等之感受。故直至宋代兴起所谓'理学运动',在其思想之建构中,其所存在之美学成分,仍是以较为'古典'之方式,融入其系统中。美学、艺术论与一般哲学之连结,成为一般哲学中'可能'之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结合其他哲学思惟,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形上学方法'意义之整体,则事起于明代。本文对于此一发展之脉络依以下六项,为注意之焦点:一为有关明代智识阶层之组织形态及其社会构成。二为明代文论与画论中议题之聚焦,及其所带动之延伸性思惟。三为明代市镇文化形态与生活所展现之若干属于'早期近代'之社会特质,及其所产生之一种新形态之人生态度与社会思想。四为明代部分文人对于良知学之热切反应与期待。五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潮中,与美学相关之思考点,与若干美学因素'如何融入形上学,使形上学之发展,带有美学性质'之过程。六为明末美学因素融入形上学时所曾发展、建构之多样形态。尤其关于二、五、六三项,本文之分析,于论中有延伸性之发展。

論南宋湖湘學脉之形成與其發展

湖湘之学自胡安国以来，可继承之传统有二：一为经史之学，一为性理之学。经史之学方面，可注意之焦点有二：一在重视经史之学之当代性；另一，则是於历史成败之探讨中，着重分析决定历史发展走向之历史人物及其影响。至於性理之学方面，则可分述为二：就哲学系统之建构言，安国之以“不起不灭”为心之体，“方起方灭”为心之用，“心”为无所不有，谓“物物致察而能一贯”有三境，以及合“操存”与“省察”为一；凡此诸项观点，确实具有於程颢、程颐之外，另辟一径之空间。其後胡宏於“生成”义，说“性”之遍在，而仍於“终极”义，释“性”为“有限”之论法；乃至主张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义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与“气”之形构条件结合，形塑为“性”、“心”展现於气化整体之成囚，从而有“性无善恶”、“心无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种企图於宇宙构成论与存有学方面，向前推进之努力。其发展，并非无成功之可能。而在义理学方面，由胡安国“心”之体、用说，落实为合“操存”与“省察”为一；此一路向，发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论，乃至“圣人执天之机，惇叙五典，庸秩五礼”之说，亦是一大推进。所难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论，由“识仁”始，即须有一“能观”之位置；此点对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张拭之为胡宏高弟而不免为朱子所动摇，仅残余一种“体用论”之诤议；即是显示此项困难。张拭之後．湖湘弟子有从陈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时，且犹疑於朱子、陆九渊之间；以是於性理之义，其学无得而再传，亦是实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谦、张拭之助，乃其成学之历程中，属於积极之因素；然张拭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学之传，却亦囚朱子、张拭之讲论而逐渐模糊化。理学之成系，以历史发展之结果论，实亦仍止有程朱、陆王之形成对峙，真正具有“导引”之力。故就“理学”之严格义言，湖湘之学乃发源於胡安国，拓展於胡宏；其功不专在胡宏。而张拭之不足以继承其脉，乃湖湘之学虽仍重视性理，却无法形成明确之“学派特质”，仅能凭借“议题关注点”之特殊走向，发展成为地域性学风之原因。唯若就“儒学”之宽泛义而言，则湖湘之经、史，乃至其重视“性理”之观点，历元迄明，其风习不少衰，不仅支脉分衍各有传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阳明学之冲击而复杂化，亦仍有所延续。特须另有大儒，出於其间，将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见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阳，於理学另创新局，彼受世变之激励，由经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论，不仅具有一种变未子之“静态形而上学”为“动态论”之势能，彼基於“历史哲学”之观点而提出之独创之“理势论”。乃至於“事变”中见“人物”，於“群体”与“个体”之关系中，辨析“事理”与“事理中之义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学、心学之旧轨，所可概括。此点显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学之积蕴，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响，实有其属於一地之独特性，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