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安高句麗碑和廣開土王碑的形態淵源

伴隨著集安高句麗碑的發現,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石碑的形態問題。其原因在於,廣開土王碑和中原高句麗碑均爲四面碑,這被認爲是高句麗石碑的特徵。但集安高句麗碑雖被推測爲相近時期所建,却是上方爲尖狀圭首形的兩面碑(圖1)。

再讀新羅月城垓子2號木簡——與中國出土古代行政文書的比較研究

雖然以往學界有不少關於新羅月城垓子2號木簡的研究成果,但甚少與中國出土行政文書資料的比較研究。本文擬針對這一缺憾,立足於與中國出土行政文書的比較,對月城垓子2號木簡进行重新釋讀和研究。月城垓子2號木簡的内容、用語和書寫方式準確反映了當時東亞地區廣泛實行的文書行政程序及其文書用語和格式。通過新的釋讀和研究,可以復原2號木簡所記録的有關購買紙張的行政程序如下:1)上級下達了定期購買紙張的命令。2)下級負責官吏依據上級命令,啓動按照一定的價格購買特定種類紙張的相關準備工作。3)負責官吏請求上級批准,以完成紙張購買。4)製作這些内容的文書後,題寫文書製作者的職位及簽名。2號木簡即是按照行政文書格式對這些行政程序的記録:第一面是向收件人即上級報告的内容;第二面爲業務負責人的具體準備措施;第三面是請求上級許可的内容;第四面爲文書製作者的職位和簽名。由於每一面需要準確寫入的内容有不同的規定和要求,所以各面所書寫的字數不一樣,末端的留白也不一樣。因此,月城垓子2號木簡可以説是反映當時嚴格遵守相關規定的文書行政程序和文書格式的實物。

韓國羅州伏巖里出土百濟木簡的釋讀及其用途分析--兼論7世紀初百濟的地方统治

羅州伏巖里木簡是首次在百濟地方遺址、而不是中央都城發掘的木簡,記載了不見於文獻史料的百濟户口編制方式、農業經營情况(量田及單位生産量),以及“郡一城”的行政體系等内容,意義重大。伏巖里木簡的年代可推定為610年,木簡内容大部分為户口或者與“郡一城”行政體系相關的文書,應是7世紀初百濟地方官府製作的。可據此在一定程度上復原百濟的户籍格式。百濟的“户”由複合家庭構成,每户單獨記録,記有“中口”、“小口”等,子女没有男女區别,祇按照年齡順序來登記。與已知的中國西魏大統十三年(547)和日本西海道(702)户口籍的書寫格式十分類似。西魏户籍樣式很可能通過7世紀末亡命的百濟文人傳播到古代日本。伏巖里地區即“豆肹城”,應是7世紀初統轄軍那、半那等地的郡治。根據伏巖里木簡和古墓群提供的相關信息,可以推測出當時榮山江流域地方權力構造的變化過程。

漢、魏晋律的篇章變化--以賊律爲中心

本文主要分析在漢唐律的演進過程中漢《賊律》的變化。《二年律令》的律一共296章,其字數約15,318字,漢初完整的律大概30,000字。《二年律令》抄寫了漢初完整律的二分之一。武帝時期的律篇數爲50-60篇左右,而魏新律的編纂者認爲漢律“篇少”而“多其篇條”,其原因在於當時人的觀念是以刑律爲正律。魏對漢代律令没有大的增加,而是對决事比和漢律章句有所增加。晋《泰始律》减省了後漢陳寵時期律41.3%的篇幅。但是在唐律中仍留存着漢《賊律》的條文,這證明漢正律的條文没有减少。《古人堤賊律》目録的65.8%(41個當中的27個)與《二年律令》的《賊律》一致。《古人堤賊律》中另外一部分是《二年律令》没有的律條,是在《二年律令》以後增加的。《古人堤賊律》目録是後漢時期比較完整的賊律目録。改定魏新律的時候,《賊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魏律序略》記述的從《賊律》到《詐律》的律條只是大略的事實而實際上很複雜。從《賊律》中分離出來最多的律篇是《詐僞律》,其次有《雜律》和《廐庫律》等。魏新律中《鬥訟律》的條文仍在《賊律》中,之後也從《賊律》中分離。另有其他律篇增補進入《賊律》,這一部分比從《賊律》分離出去的律篇少。

浦項中城里新羅石碑探討:與中國古代行政文書的比較

參照中國古代簡牘和碑文資料,有助於厘清浦項中城里新羅石碑碑文的結構和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回覆的行政文書,反映的行政程序如下:官吏報告(白)事件之後,行政官吏以主君(君)的指示(教)爲根據着手調查,調查完後上報結果,主君再予以批准。中城里碑與中國古代的“君教簡”的格式結構相同。比較中城里碑的内容與中國古代民間紛争處理方式,可見其記録的司法及文書行政和中國古代相似,表明新羅接納并且實施了中國王朝的整套司法及文書行政系統。

从“视觉文书”到“视觉石碑”:中国古代石碑外形的起源

绪论以往研究几乎没有关注石碑外形所具有的意义。这可能是因为一般学者认为,只有碑文才是石碑的核心要素,其外形不过是单纯的装饰而已。换句话说,他们觉得石碑的外形本身并不包含特定的意义,其外观可以根据个人的审美随时发生变化。另外,在部分关注石碑外形的研究中,学者们试图从葬礼中下葬的柱子或捆绑牺牲物的柱子中追溯石碑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