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之“歌”建构——重审1930年代《新诗歌》的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20世纪初,新诗坛对旧诗格律的质疑,诗人韵律美、音乐美观念的淡化,加之纸媒文字化传播形式等,导致新兴的白话自由体新诗之“诗”与“歌”相分离。30年代初,中国诗歌会意识到“歌”对于新诗艺术建构的重要性,在其机关刊物《新诗歌》中提出“新诗歌”口号,在观念上重视朗读、歌唱等“歌”性,倡导新诗之“诗”与“歌”的融合;在创作中,借鉴歌谣、戏剧的形式,推动新诗“歌”的实践。“新诗歌”观的提出,有助于改变五四以来新诗重视“诗”而轻视“歌”的状况,为建构新诗之“诗”与“歌”之诗性关系提供了历史契机。然而重视“歌”的初衷,主要是加强新诗介入时代的功能建设,未能就“诗”与“歌”之关系做深层次诗学探讨,在创作上简化为“歌谣化”“戏剧化”实践,致使“新诗歌”观念的内在诗学价值未能在诗性创造维度得到应有的彰显。

浅谈国情观

对国情的认识是我们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要想得到全面准确的认识就必须实事求是、学会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

浅谈国情

国情是“源”,是“根”,如果对国情弄不清楚,对基本路线理解就必然肤浅,使之看来像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广告与亚东版《胡适文存》的出版发行及其“经典化”

广告,作为副文本的一种②,往往言简意赅,在有限的媒介空间内,既依托于正文本,归纳、提炼核心内容,以最精炼的文字传递最核心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引起读者关注;同时,又远离正文本,在时间、空间上早于正文本出现,在内容上也有游离于正文本之外的其他文事信息溢出。

力扬佚文《一首诗的完成》考释

诗人力扬虽在现代文学史、中国新诗史中被屡屡提及,但却少有深入论述。在专论研究方面,除刘怀玺的《力扬诗歌创作刍议》、吴子敏的《评力扬的诗》、段从学的《论<射虎者及其家族>的“写作”困境》等文章外,尚未有系统研究。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力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