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袁氏词人与嘉道性灵词论

以"性灵"论词的纳兰性德等词人曾在清初词坛大放异彩,然因纳兰早逝等缘故而旋归沉寂。嘉道时期,浙西词派积弊丛生,因填词"不足于情"而呈衰势。此时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日渐流行,阳羡流韵馀风仍在,各种词学观念在词坛上涌动。值此词风嬗变之际,袁枚嗣子袁通等词人尝试将袁枚大力倡导的性灵之说用于填词,以矫浙派"不足于情"的弊端。袁氏词人以金陵为中心,通过组织唱和联吟、编刊词选等词学活动不断扩大性灵词论的影响,成为当时词坛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但性灵词论最终未能成为清代后期词学理论的新主流,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情感的直接抒发,这与"词"这一文体"低回要眇"的特质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厉鹗序跋题识辑考八种

厉鹗是清代著名的诗人、词人与学者,性孤峭,嗜读书,每遇珍本秘籍,便借抄批校,撰写序跋题识。这些文字散落书间,很多为《樊榭山房集》所未收。从浙江省博物馆藏《新安竹枝词》、天津图书馆藏释篆玉《话堕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沈堡《渔庄晚唱》等文献中辑得厉鹗所撰序跋、题识八种。厉鹗的序跋与题识对了解这些古籍的成书、刊刻、流传以及作者生平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厉鹗的阅读历程、艺术思想以及交游行迹和内心情感,从而还原一个更加真实、丰满、立体的诗人形象。

论明人“曲统”建构及其散曲史影响

建构统序是完成文体经典化和作家经典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形成文学流派的重要途径。完整的文学统序应由文体统序与作家统序两部分构成。明代是“曲统”建构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南北曲文体统序在明代先后建立。明中期散曲复盛,已具备构建作家统序的基本条件,但北方曲家普遍缺乏自觉的流派意识和统序意识;江南曲学家及曲作家又肆力于确立南曲曲体的正统性,元曲作家普遍无法成为“有效典范”,因此始终未产生成熟的“曲派”,散曲作家统序直至明末仍未建构完成。因缺乏统序的凝聚,清代亦未产生规模、影响较大的散曲创作流派,这加速了散曲的衰落。

袁通生卒年考

袁通，字达夫，号兰村，浙江钱塘人。官至汝阳、河内知县。袁通本为袁枚堂弟袁树第二子，出生即过继为袁枚嗣子，能诗文，尤工于词，有《捧月楼绮语》传世。他曾在京师组织唱和活动“燕市联吟”，吸引了众多性灵派词人参加；他还以“性灵”为准绳选辑《七家词》《讨春合唱》等词选，扩大了性灵词论的影响。郭磨在《灵芬馆词话》中赞云：“兰村以词鸣白下，一时无与抗手。”

元明乐府观念的嬗变及其对散曲史之影响

元人将散曲小令称为乐府,本质上是自我推尊,明人在继承元人散曲观念的同时,扩大了“乐府”之边界,将剧曲也纳入“乐府”范畴之中,其目的在于通过重构“乐府”概念来强调自身创作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并以此完成曲体艺术形态的经典化。今日“元曲”概念的形成,与这一进程密切相关。明代的散曲创作和曲学建设始终受到乐府观念的影响,明中后期南北曲正统之争进入白热化,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南散曲最终取代北散曲的主流地位,承载了“今乐府”的社会功能,但随着文人主导的律化与雅化,南散曲也日渐脱离“歌辞”的属性,声唱功能不断淡化,散曲渐由“一代绝艺”转变为“一代文学”。

袁通与嘉道词坛上的性灵说

填词中"舒写性灵"的主张早已有之,康熙年间纳兰性德、顾贞观等人便以此说别树一帜于清初词坛。及至嘉道时期,袁枚所大力倡导的"性灵"诗说在文坛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此时浙西词派创作弊病尽显,常州词派主张未成主流,袁枚嗣子袁通等人遂再次尝试将性灵说用于倚声,以矫浙派之弊。然而因性灵之说本就不适合"词"这一文体"低回要眇"的表达特征,故而终究未成清代词坛创作理论的新主流。

明代散曲选集与明人曲学观念之演进

选本不仅是保存和传播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更是一种批评方式。明代最初几部曲选通过将散曲与剧曲兼选的方式,提高了剧曲的文体地位,使曲体整体上获得了“乐府”的地位,从而实现了艺术形态的经典化。万历时期出现的大量曲选,主要收录南曲,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风尚的转变,另一方面表现出明人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这些选集在迎合受众需求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塑造受众的审美旨趣。晚明出现了纯粹的散曲选集,这些选集主要以阅读为编刊目的,这反映了散曲在明季已经渐由一种声唱歌辞转变为案头文学。

王书怀诗歌的“劳动美学”

也许在常人眼中，劳动往往是辛苦、汗水、苦痛的同义词，然而在诗人的笔下，却往往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尤其是那个红色年代，劳动更是光荣的同义词，王书怀诗中的劳动也不例外，只不过他的诗让读者在欣喜与向往之中，更多了几分自豪和乐观，并充满了积极的人生情绪。

流派之外的高鹗词--兼论其与《红楼梦》之关系

高鹗并非乾嘉时期的典型词人,其词作气质明显有别于当时盛行的浙西词风。清代词坛之主体虽由数个主要词学流派构筑而成,但游离于主要词派之外,雅好填词的文人亦为数甚众,高鹗便是其中代表。这些文人或被清词研究者忽略不论,或被强行归入流派和统序之内,这种研究思路不利于还原清代词史的本来面貌。探究高鹗之词,不仅可管窥风格竞出的清词盛况,亦可借此分析高鹗与《红楼梦》之关系。

论“伤心词人”项鸿祚的创伤言说与词史意义

性格内向、忧郁、敏感的项鸿祚长期遭受创伤记忆的侵扰,造成了内心世界的严重失衡,试图通过文学书写来抚慰内心的创伤。他在《忆云词》中言说创伤时尽量将原始事件去情境化,使个体性的创伤记忆泛化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符号。如此,读者就能从中得到相似性的情感体验,引发共鸣,产生认同。项鸿祚的创伤言说是情感的自然表露,不故作姿态,不刻意求雅,并对情感的宣泄加以控制,形成一种幽涩沉郁的言说效果。在生气剥蚀、风雨如晦的晚清社会,项鸿祚的伤心言说契合士子们的幽愤心态,也符合常州词派对词体情感特质的认知和对"寄托"理论的阐释需要。所以在谭献等人的发现与推荐下,晚清词坛逐渐为富有才情却英年早逝的项鸿祚树立起了"伤心词人"的经典形象。

正统观念与明代散曲风貌之形成

元明嬗代兼具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两种性质,明之立国以"恢复中华"为帜,因此明人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明代的散曲创作和曲学建设也始终受此影响,在不同阶段,这种影响又有不同表现。洪武至正统时期,受文化正统观念影响,明人强化了散曲的礼乐教化功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散曲的文体地位,但也使创作失去个性。成化至正德时期,受文学正统观念影响,明人发扬了散曲"兴观群怨"之精神,转而创作表达个人愤懑、反映社会风貌的作品,促进了散曲复盛。嘉靖至万历时期,受文明正统观念影响,明人进行了激烈的南北曲之争,最终使明代散曲形成南盛北衰之格局。因此,正统观念是明代散曲风貌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