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藏文本《聖稻竿经》版本断代研究

根据目前刊布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六种不同版本的《聖稻竿经》藏文手抄本,文献号分别为P.T.0115-1/P.T.0549/P.T.0550/P.T.0551/P.T.0552/P.T.0092-3,其中P.T.0551号和P.T.0552号附带译者题记,其余四部未见任何题记,上述文献中的零星线索使该文献的断代带来较大困难。文章通过对上述文本的比较分析,认为前五种版本同出于译者班德益西德之手,属同一种译本。从文献的文字书写、语法规律、词汇演变特征等因素分析,以上五种版本的抄写年代各不相同,其中P.T.0550号文本抄写时间相对较早,大致在公元8世纪末写就,其余几部的时间从公元9世纪初至赞普赤祖德赞执政期间,按P.T.0115-1/P.T.0549/P.T.0552/P.T.0551的顺序依次抄写完成,均为吐蕃时期写本。另外,P.T.0092-3号文书,有学者认为是汉译本,其经名不同于其余文书,但内容确为《稻竿经》。从这一文本的字体、语法、词汇等特征看,与上述P.T.0550号基本相同,可以认定为第二次藏文厘定之前的抄本。我们将其与同一时期的石刻文献,年代相对确定的文献进行比照后,更能印证上述观点。

西藏地区图书馆对促进西藏旅游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文章分析了近年来,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西藏地区图书馆的现状,提出西藏地区图书馆应该建立特色馆藏、保护西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介绍和传播西藏文化,为我区旅游业提供服务的同时,对图书馆带来利润,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敦煌校经僧贝央与吐蕃大伦巴桑希关系考

敦煌藏文写本所载校审译师贝央(dpl dbyngs)是赞布赤松德赞时期的一名功臣。因其姓氏为“巴”,故名“巴贝央”或“巴阿杂亚贝央”。他深得赞普重用,后来成为吐蕃大伦。他佛学造诣深,翻译了大量佛经,成为吐蕃大译师。后来,出家为僧,成为藏地第一批僧人,曾接任吐蕃佛教事务最高官衔“chos-dpon”一职。晚年因与赞普发生分歧,毅然离开宫殿,南下洛扎等地修行,后又长途跋涉来到敦煌,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敦煌佛教事业。文章以多种相关古典文献记载为理论依据,考察了其多种称谓的由来及其历史脉络,认为史书所载的“巴桑希”“桑希达”“贝央”实则同一人。

浅析美学视阈下藏族小说创作中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演变

20世纪80-90年代,藏族小说创作中凡是带有民族传统文化色彩的文学符号和象征意义都被认为是反面和消极的东西,并被贴上了落后、迷信和愚味的标签而全盘否定。进入新世纪,人们矫正了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和偏见,肯定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甚至有些作品中还出现了将民族传统文化表现为更加神圣化的倾向。文章根据不同时期藏族当代小说中一些典型人物、象征和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认为藏族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评判和认知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演变过程,即质疑和批评一平反和肯定-赞颂和保护。

苯教《大藏经》编目史及新编目录概述

苯教《大藏经》是苯教理论体系的集大成,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内容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医药、天文、历算等学科知识。它在研究藏族古代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自十八世纪更卓扎巴大师收集苯教文献,并编纂首部《甘珠尔》目录之后,相继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苯教《甘珠尔》,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堪布尼玛旦增等系统整理苯教《甘珠尔》和《丹珠尔》目录,形成两种大型目录著作。本文以梳理苯教《大藏经》各大版本为切入点,回顾国内外学者编纂的苯教《大藏经》目录,并对以往目录编排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不足之处,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文章最后介绍了作者最新编纂的《苯教〈甘珠尔〉阿雍版目录》和《苯教〈丹珠尔〉拉萨版目录》两部工具书的编纂方法和主要特点。

藏文《大藏经》之外籍译师研究

藏文《大藏经》所收录的经典,是以藏族译师为核心、外来译师辅助而共同完成。因时间跨度大、译人庞杂等多种原因,《大藏经》的不少外籍译师出现不同称谓现象,对后人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问题。鉴此,文章在全面统计和整理参与《大藏经》翻译工作的外籍译师传记的基础上,对《大藏经》翻译队伍结构进行了归纳和分析。通过考证和辨析,进一步澄清了相关译师名称的学术质疑和学术误区。

敦煌藏文文献断代研究综述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从文字特征、语法规律、文书内容、形制演变等视角分析,大致形成于公元8世纪中叶至11世纪间,其中大部分文献在赞普赤德松赞父子执政时期所抄录。当前,在正式编目的敦煌藏文文献中,偶见部分11世纪后至13世纪左右的抄本,此类文献可以认定为20世纪初藏经洞重见天日后,被纷至查来的人们在运往各地期间混入其中。文章再次强调国内外对敦煌汉文文献的断代研究,除个别文献的成书年代需要修正外,大多文献年代已基本确定。但是藏文文献的断代研究处于起始阶段,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而文献的断代研究在整个文献研究领域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根基之本,以断代清晰的文献为依据,涉猎其他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因此,文献断代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再探藏文字史上的三次厘定及其年代

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在历史上曾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厘定与规范,但对于厘定内容、厘定具体时间等详尽记录的文献却极为鲜见,因此研究者各执己见,始终没能形成统一的学术观点。通过深入研究史书等传世文献,认为赞普赤松德赞执政时期的厘定,是藏文首次厘定时期。这次厘定中对已完成的部分译本进行再次审校,废弃达不到标准的译本,组织重新翻译和审定此类译本;通过多种史料的比较分析,第二次厘定时的译审仍为易希德,而非噶瓦白则。因此,赞普赤德颂赞执政初期完成的厘定,为第二次厘定;第三次厘定是从大译师仁钦桑布开始至16世纪,此可从当时遗留的文献中得以证实。从现存吐蕃时期的文献看,藏文字在赞普王朝时期经历过两次大的厘定,还出现过一些小规模的文字规范活动,这些厘定内容可从赞普赤德松赞至赤热巴巾执政初期的文献资料进行对比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佐证。文字厘定年代和内容的明确,不仅对研究藏文字的发展史,而且对研究文献发展史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敦煌藏文回向类祈愿文文献抄写年代考析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量藏文祈愿文文献中,为颂扬德行、祈福求佑的功德回向类祈愿文占据一定数量,这些珍贵文献反映了吐蕃时期佛教的生存状态,也从侧面将当时民众的精神世界昭然无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涉及的祈愿对象大致分为赞普及其亲眷和德高权重的高僧、官吏祈愿等两大类。这些文献大部分没有明确记载抄写年代,本文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对比研究,认为,吐蕃执政时期,即公元848年之前的祈愿文为赞普和亲眷写就,吐蕃政权落败后以他们为祈愿对象的文献较为罕见;而为高僧和官员祈愿的文献多半在赞普政权没落之后盛行。

藏族小说创作的现代性重构及其阶段研究——以发表于《章恰尔》(1981—2010)的小说为例

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现代小说是一种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大相径庭而独立存在的艺术形式,具有它独特的创作模式和审美倾向。如果从世界文学的认知角度来考察藏族现代小说,藏族现代小说并非我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逐步奠定其雏形,再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全面转型为现代主义小说。

敦煌藏文文献断代研究——从古藏文"■"和"■"等俗体字的演变分析

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中出现了诸如"■""■"等的一些俗体字。文章通过分析上百篇包含这类俗体字的文献得知,大致可按照虛词"■"的不同缩写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元音叠加式,如"■""■"等,是沿用梵文语法中的句内连声法规则:一种如"■""■"等则由虚词"■"直接缩写而成。在敦煌藏文文献中,这些俗体字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根据其演变规律我们可以把文献的书写年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古藏文文献的断代研究中,俗体字的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