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的女性作用研究——基于结构和文化解释路径的比较

针对社区治理中女性干部比例越来越高的现象,学界存在结构取向和文化取向两种主流解释。这两种解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结构取向的解释强调女性气质、能力与社区治理工作的契合,但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动性;文化取向的解释强调传统性别观念阻碍了女性参与社区治理,但缺乏对性别观念分化和变迁的深度考察。更客观深入地理解社区治理的“女性化”,需要避免任何一种单一化的解释路径。当前,我国城乡基层治理的环境、任务正在发生快速改变,这些变化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元素,从而打开新的研究空间。

数字治理与现金转移支付瞄准效率

在走向共同富裕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呼声日益高涨。较高的瞄准偏误是扩大对居民转移支付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研究数字治理对现金转移支付瞄准效率的影响,对扩大对居民转移支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21年的五轮数据,利用“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上线这一冲击,研究了核对系统对低保瞄准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核对系统显著降低了低保的错保率,并且核对系统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核对系统主要通过降低审核工作成本、提高核查质量和提升资格认定过程的公正程度提升瞄准效率。核对系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在偏远、宗族势力强、人口流出比例高的地区效果更加明显。由于接入养老金信息,核对系统对降低老年家庭的错保更显著。核对系统虽然加大了低保清退力度,但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排斥没有增加,也未增加低保清退引发的不满。此外,核对系统在降低漏保方面尚未发挥积极作用。本研究表明,核对系统为精准扩大再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政策建议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接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下降,居住证赋权不充分,“人钱”“人地”挂钩政策对城市政府激励效果不理想,农村“三权”财产权益彰显和有偿退出机制缺失,共同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在现代化新征程上,应转变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路,不再单纯追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而是着力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户籍脱钩并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推进农村土地权益和政策福利与农村户籍脱钩、与权证和目标特征挂钩,提升“人钱”“人地”挂钩政策的激励效果,提升农村“三权”有偿退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支撑能力。

分层次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破解“愿落不能落、能落不愿落”的两难困境

本文通过对农民工落户城市意愿和城市落户政策的结构性特征的分析发现,城市吸纳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供给和农民工落户城市意愿存在结构性错配,农民工市民化面临“愿落不能落、能落不愿落”的两难困境。应分层次制定农民工落户政策,以“愿落尽落”“应落尽落”为原则推进重点人群落户,强化对不同类型城市差异化落户政策的执行考评。对县域内农民工,应着力提升县城的吸引力,提高他们在乡村和县城的就业质量和生活品质。对跨省农民工,应着力提高大城市的开放性,提升公共服务容纳能力和社会保障的承受能力,通过“人地钱”挂钩等激励政策合理分担落户成本。对县外省内农民工,应推进省内统筹,实现对省内农民工的统一服务管理。

中国小微企业员工流动现状、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CMES的数据为基础,介绍了中国小微企业的经营情况与员工流动现状,并分析了员工流动与小微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小微企业员工流动的主要因素。数据分析发现,小微企业员工流动存在一个最优流动率水平,过低或过高的员工流动均不利于企业发展。其次,大量的小微企业未发生员工流动,表现出员工素质较差、安于现状、发展缓慢的特征;而员工流动率过高的企业由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以及员工培养与激励,存在较大的人才风险。进一步分析影响员工流动的因素发现,对于未发生员工流动的企业,应通过增加员工薪酬与福利,提供职务晋升机会来提高员工的竞争意识从而实现员工的适度流动;对于员工流动率过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员工薪酬福利,改善员工职责划分来降低员工的流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