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期制下“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初探

实践教学是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但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存在着教学效果差、形同虚设的问题。为了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效果,贵州大学在三学期制下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在教学大纲、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模式、教学基地、教学安全、教学评价等方面做了初步的探索,对高校、教学单位及授课教师在三学期制下做好"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现代藏传佛教系统初探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藏传佛教演变为现代藏传佛教。一方面,藏传佛教的外部系统已被瓦解,但它仍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力量;另一方面,现代藏传佛教的内部系统(包括信仰、修炼二类体系)得到了加强,使藏传佛教复归为一种以人生信仰与生命修炼为主的生命文化实践系统。考察现代藏传佛教系统,对认识现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藏密东传:汉藏文化交流的高潮

汉、藏文化是中国对其他少数民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主流文化。它们之间也有着相互的交流与影响,但古代汉藏文化交流多限于汉藏交界区域或马茶贸易的经济领域。近代以来,以藏密为主的藏文化受到内地知识界的热切关注。经过九世班禅、诺那活佛等藏密高僧及内地信众太虚、能海等人的努力,藏密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南京和武汉等地的知识群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甚至还传播到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藏密东传"运动,推动了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藏密东传"使中国汉藏两大主流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九世班禅内地传播藏密记略

九世班禅在内地弘传藏密一直只有零星研究。1924年九世班禅进入内地后,正逢内地兴起藏密热。班禅顺应时代需求,主要从事以弘法救国的活动。他在内地弘化范围之广,灌顶之众,社会影响之大,无人可及。他掀起了藏密东传运动的高潮,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及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现代化探索

民国时期,受国内外现代化的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擦绒、龙厦与"求幸福者同盟"、邦达饶嘎与"西藏革命党"、达扎、根敦群培、平措旺杰与"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等,分别从军事、经济、教育、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西藏的现代化作了探索。

近现代港台地区藏密居士传承述记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港台藏密居士传承是近现代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它肇始于近代中国佛教复兴潮流中,藏密东传运动与内地的居士佛教运动合流在内地形成的藏密居士传承。这些藏密居士传承在抗战期间延及香港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多藏密居士传承进入香港和台湾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由诺那活佛、贡噶活佛的弟子屈映光、吴润江、刘锐之、申书文等人承续并发展的藏密居士传承。近现代港台藏密居士传承推动了藏密在华人世界的进一步传播,促进了汉藏两大主流佛教体系的融合,有利于汉藏文化交流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

藏传佛教对藏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大生态观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包括自然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藏区影响最大的传统文化,藏传佛教对五大藏区两大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自然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它依正不二、万物有灵的自然观有助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众生同体、众生平等的生命观让人们养成了尊重生命的习惯;因果报应伦理观有助于保护藏区野生动物;动物崇拜、宗教活动有助于对野生动物与环境的保护。在藏区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藏传佛教的生命修炼文化有益于社会民众的身心健康;其平等的文化精神能吸引并接纳不同的文化;其包容的文化心理有益于藏区文化多元化的共济发展。

藏传佛教的生态哲学

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藏传佛教哲学以万物普圣(依正不二)为自然观和社会观,以众生一体平等、因果轮回为生命观和自我观,以超越生死为终极价值取向,是一种反破坏、轻发展、重和谐的生态哲学。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它对人本主义的发展观、和谐观具有新的启示。

马克思哲学对异化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哲学的异化理论是其人本思想的出发点。通过对以往西方异化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哲学在主体、内容与宗旨三个方面发展了西方以往的异化理论:他将传统的异化主体对象由自然的、抽象的人发展到现实的、实践的人;他将异化内容由人或劳动的异化发展为劳动异化、物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与社会异化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以科学共产主义为理论主旨。马克思由此建立了服务科学共产主义的异化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立足于人并服务于人的哲学。

古代汉藏文化交流研究成果（1979—2011）述评

古代汉藏文化交流，是中国史与中国藏族史的重要部分。本文以泛文化为视角，分别从文化综合研究、宗教与思想、科技与语言、民俗与艺术、区域与寺院、交通与人物等方面，对1979-2011年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古代汉藏文化交流的汉文书籍与论文，按发表的时间顺序进行归类、简析，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借鉴。挂一漏万，还望理解。

《庄子》内篇超越式个体人生哲学解析

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通过对以"现实性社会人生哲学"为主旨的先秦诸子哲学的突破,《庄子》内篇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独特的"超越式个体人生哲学"。它以超时空的道为自我的本体;以个体自我为哲学的主体对象;为个体自我提出了超越式的人生价值取向———通于大道而外天下、逍遥无己。它为中国现当代哲学提供了新视域。

浅析明朝西藏地方的职官制度

明朝治藏措施主要体现在逐步建立起来的三大系统化的西藏职官制度：因循元代区制、改立新规的都司卫所制度；多封众建、均衡各势的行政与宗教首领制度；因俗而治、尚用僧徒、全设土官、朝贡厚赏的职官稳定制度。明朝对西藏地方职官制度的设置，集中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的国家主权与凝聚力。

清末川军入藏缘由浅析

清末川军人藏，是西藏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于清廷最衰弱之时，重新加强了西藏地方的控制。对于川军人藏的作用，虽然学界已形成共识，但对于川军入藏的缘由及十三世达赖喇嘛阻止川军人藏的原因，学界却一直语焉不详。

两学期制下“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问题初探

实践教学是"形势与政策"课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但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得并不理想。为究其原因,通过对全国高校的抽样调查,并结合贵州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情况发现,当前我国两学期制下"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存在如下问题:缺乏实践教学大纲、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经验、缺乏规范的实践教学模式、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足、实践教学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实践教学效果较差。这些问题为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

近代甘青藏传佛教状况探析

近代甘肃、青海社会环境相对和平,民国地方政府开始实施近代化管理,设立新式教育,着力佛学研究,甘青藏传佛教有了较稳的社会基础;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首先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新增不少寺院,九世班禅也曾长期在此弘法,喜饶嘉措创办现代性僧伽学校,这一时期该地区还先后出现了达赖、班禅两位最重要活佛的转世灵童。其次,甘青藏学界两次进入西藏学习、交流,成为内地与西藏关系的纽带。最后,这一时期汉藏佛教交流进一步深入,在藏密东传的背景下产生了融合汉藏佛法的"法幢宗"。近代甘青藏传佛教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汉藏关系的发展。

西藏近代社会状况刍议

西藏近代社会,是指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至实行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社会。通过考察西藏近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对外交往等方面的状况,可以发现,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社会表面上有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变化,但它仍具有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衰落、文化上的保守等特点。这些也是近代以来西藏社会现代化变革皆归于失败的社会原因。

从圣化到神化:先秦至汉儒家精神哲学的流变

孔子以"圣化"之道开启内圣之学,建立了"仁者爱人""自强弘毅"的"仁者"精神哲学;随后思孟学派进一步推出了平治天下、浩然无畏的"达者"精神哲学;荀子则以"天人相分"原则建构了坚韧不屈、"制天命而用之"的"实者"精神哲学。西汉儒家精神哲学为拓展政治空间开始发生转向,主要表现为董仲舒吸纳阴阳家思想与谶纬之学,将先秦儒家以"成圣"为目的的人本精神哲学推演成"人由天化""人副天数"的天本神化哲学,人沦为天道的附庸与神权的工具。此后在神化专制思想的挤压下,先秦儒家的精神哲学日渐消解,儒家高昂刚健的人格力量最终陨落。

藏传佛教对西藏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初探

西藏政治文明建设是西藏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这一建设进程必然会受到作为西藏社会主要宗教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影响。从正向作用来看,藏传佛教上层人士是西藏社会政治领导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藏传佛教的教化思想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藏传佛教组织对社会秩序有稳定作用;藏传佛教的信仰活动对社会情绪有宣泄与抚慰作用;藏传佛教的信众更乐于社会安定;活佛转世制度有利于建构国家认同。但是,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历史影响、部分信众与国外达赖集团的联系以及佛教出世思想对现实世界的疏离等,也会导致它与西藏当代政治文明建设存在一定的反向作用。藏传佛教的世俗化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反作用。

大学生党性教育实效性提升路径初探

大学生党性教育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其实效性亟待提升。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出发,提升高校大学生党性教育实效性,应该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在教育宗旨上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与以大学生为主体结合起来;二是在教育内容上将马克思主义党建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结合起来;三是在教育方式上将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结合起来。

网络自媒体对社会文化建设的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网络自媒体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官方公共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传播格局,成为对社会文化建设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力量:它们以创新力量吸引了最广泛的中青年群体受众群体,具有更强的文化传播力;它们以更丰富的文化内容增强了文化建设的活力,具有更强的文化感召力;它们以更多样的传播形式革新了文化建设的方式,具有更强的文化引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