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的超越性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诗歌理论是中国新诗理论史上的一次高峰。以梁宗岱、戴望舒、施蛰存、金克木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批评家在新诗理论建构上有着明确和自觉的追求,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不仅表达出强烈的审美现代性特征,还在对中国早期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理论的一次次否定、超越中完成了自身的华丽转身。凭借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才第一次真正指向了诗本身,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现代品格,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的境界。

论戴望舒对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论的超越

作为中国现代派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戴望舒对现代诗歌理论也颇为关注。戴望舒的创作论强调艺术与真实的关系,反对纯粹的艺术至上主义。他对象征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如契合、纯诗、音乐性等重新进行了阐释,抛弃了前期象征主义的某种神秘性,理论视野更为开阔。最后,戴望舒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也更为认可。与20世纪中国早期象征派的诗论比较起来,戴望舒的诗论在自我否定的同时,也摆脱了中国早期象征派局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认知体系,更富有开放性、革命性和审美的现代性。正是凭借这种本体论的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他和梁宗岱等共同把象征主义理论提升到更为丰赡、成熟的境界。

梁宗岱、李健吾文学批评比较论

梁宗岱和李健吾都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由于崇奉自由主义文艺观和具有广博知识背景等缘故,他们的文学批评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致力于中西诗学的汇通、独立批评精神的维护以及富有个性的批评文体建构等。但同时,他们也存在个性的差异:梁宗岱倾心于象征主义诗学,而李健吾则深受印象主义的影响;梁宗岱的文学批评热衷于诗学原则的探求,李健吾则在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批评的具体实践中体现了他的形上追求;梁宗岱的批评文体兼有知性和感性的色彩,而李健吾的批评文体更多带有感悟、诗性的特征。他们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创了新的境界。

从人性审美到政治审美——李健吾文学批评历程及其反思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个性、有影响的批评家,李健吾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是极为矛盾和复杂的。他早期的文学批评以人性为基点,高扬文学独立自足的审美特性,文学批评方法以感悟、印象的批评方式为主,文体和形式上自由、洒脱,真正把批评本身变成了一种艺术。然而,到了1940年代,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越来越强调作品的社会属性以及阶级属性,印象式的批评方法也逐渐淡出。特别是建国后,他的文学批评更多地以政治审美代替了人性审美和艺术审美,导致其批评完全失去了早期的魅力,最终酿成了悲剧。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把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其早期阶段,而对其批评历程的历史演变关注不多,对其后期文学批评的悲剧成因更缺乏分析和反思。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创造性转换——以朱光潜《诗论》为中心的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向现代批评的转型过程中,朱光潜先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完成的《诗论》是他一生中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诗论》以其谨严的逻辑体系和自觉的理论思维、现代批评方法的借鉴运用以及一些颇有创见的理论主张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既沟通了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联系,也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赋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鲜活的生命,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绩。

貌似而神离——李健吾、沈从文文学批评比较论

由于尊崇自由主义文艺观和同属京派文人阵营的缘故,李健吾和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在一些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比如在总体上带有印象批评的特点,重视感悟和直觉。但这只是表层的现象,应该看到他们的文学批评在内在精神上更有实质的差别,他们在审美的现代性意识以及现代批评范式、批评态度等很多地方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可谓貌似而神离。而这些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李健吾和沈从文的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都市空间中的欲望、消费及美学——新感觉派、左翼文学中的上海都市叙事比较

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迅速发展,城市和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城市在文学描写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新感觉派文学和左翼文学几乎同时把目光转向上海,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学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这座城市。它们在都市描写的广度和深度、作家的情感模式、都市中的人物形象特征以及都市美学的表达等角度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的差别,共同演绎了中国这座城市的荣辱浮沉,为中国现代都市美学谱写了新的篇章。

论京派文学中的文学和城市关系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学和城市的关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城市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等诸多新鲜而充满想象力的元素第一次在文学面前释放出巨大的魔力,而作家们也在以异样的眼光和心情来感受城市、阅读城市、书写城市。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出现的文学中,京派文学在这方面就较有代表性。京派作家作品中的城市描写大量出现,构建出独特的文学城市风貌和城市文化想象,揭示了城市与人的真实关系。京派文学中出现大量的城市描写不是偶然的,正是作家体验、感受城市的心灵折射,这大大增加了京派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呈现的城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风貌和价值。

李健吾文学批评视野中的左翼文学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李健吾是一位带有独立批评意识的自由主义批评家。的确,李健吾在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其批评追求独立和自足的审美理想,批评的对象多半是和自己艺术理想相似的自由主义作家,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林徽因、芦焚、萧乾、曹禺等。

文化的彩虹之桥——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京派文学的跨文化交流

在当今的世界,随着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跨越不同种族、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彼此尊重,互相借鉴和学习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京派文人集团和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之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交流和对话,他们通过观察、思考对方的文化、文学、艺术、宗教等传统,以此来反思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为东西方文化的汇聚和交融架起了一道彩虹。本文详尽论述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京派文人的个人交往、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作者作品在中国的译介、阐释以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对于中国文化的异域想象。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京派文学的文化、文学的交流实践,客观上证明了跨文化交流在现代世界中不可抗拒的趋势和普遍意义。

论京派文学的学院派文学品位

中国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一群知识分子走进大学校园,他们在成为职业学者的同时,仍然坚持创作,使文学带有较为浓重的学院派色彩,这在京派作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作为师长的周作人、俞平伯、梁宗岱和废名,还是作为学生的凌叔华、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曹葆华、芦焚和梁遇春等,他们在创作中透露出的是贵族精神和精英文化气质,书卷气息极为浓厚,呈现出知识性、唯美性和哲理性的特征,这从他们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作品中都能显示出来。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极大地活跃了大学的文化氛围,而且也部分改变了当时文坛普遍存在的艺术贫乏和粗糙的弊端,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品位。

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李健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普遍追求科学实证精神、关注作品宏大叙事主题的格局中,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却有着独特的风格。他在维护文学批评的尊严、独立,在沟通西方文学批评与中国传统批评的交汇、融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大大增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这表明了批评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某种必要的自省,其理论建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着纠偏的意义。但由于过于推崇直觉和印象,导致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科学和理性精神不足的缺陷,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潮产生了一定的抵牾。

朱光潜与京派文学

在京派文学的历史上,朱光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不仅亲自参与组织京派文学的沙龙活动、创办同仁刊物,倡导京派的文学主张和理想,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学贯中西的文艺理论家,其提出的美学主张和实际的文学批评都对京派同仁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京派文学的走向和审美趣味上深刻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和沈从文一起堪称京派文学的领军人物。

日常生活的诗情——汪曾祺的文学意义

汪曾祺是当代中国独具魅力的作家之一。本文从民间立场的角度分析了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边缘角色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从审美意识的角度论证了其作品呈现的世俗化审美特征及文化心理;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独特元素。这些因素无疑是构成汪曾祺文学世界魅力的深层原因。

叶公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的一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中,叶公超是较少被关注的一位,但实际上他的批评很有自己的个性和独创价值。由于长期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浸染,与同时代人比较起来,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最具现代性视野,他是最早把西方现代派的代表作家T·S·艾略特以及新批评理论介绍到中国的批评家之一,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空间。同时叶公超对中国新诗发展的理论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对中国新诗的格律、音节、声韵等关涉诗歌形式的要素都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此外,叶公超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遵循宽容、自由的原则,他对鲁迅等的评价由此超越了政治立场的歧见而获得了学术的生命。

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学版图(1933—1937)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报刊的发展和繁荣也强烈刺激和催生了一批文学副刊的诞生。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堪称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副刊之一。它以现代社会出现的公共领域空间凝聚起大批作者,它所登载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京派文学的审美特征,对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生动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文学图景。

论京派文学批评中的法兰西文学元素

法国是许多现代艺术和文学新潮的起源地和大本营,法兰西文学在近现代世界文学版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对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京派文学批评中的法兰西文学元素主要集中在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纯诗这几个方面。京派文学批评家一方面把其放置在法兰西文化的渊源中追溯其文化形态和精神特征,论证了其在世界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又在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中结合文学现实进行较为科学的阐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寻找合适路径。这种对外国文学元素的吸纳不仅使京派文学批评颇具开放和先锋的姿态,也使批评家最终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批评格局和宏大气象。这对于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时代而言,仍然不失为一面镜子。

《骆驼草》与早期京派文学的审美趣味

《骆驼草》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创刊的一份同人刊物。虽然它存在的历史较短,但仍然为中国现代文坛培育了一批作家,奉献了一批具有独特个性和价值的文学作品。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骆驼草》对凝聚早期京派作家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鲜明的自由主义文学主张、雍容超脱的文化心理、意味隽永的审美情趣典型地体现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早期京派文学的特征,成为京派文学重要的舆论空间。即使在中国现代众多的文学期刊中,《骆驼草》凭借其独特的文学品味和艺术追求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都市旋涡中的清醒与迷误——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之反思

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对于海派文学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其对海派文学商业化、市场化和某种低俗、恶趣的讨伐都显示了一个批评家的责任感,对于20世纪20、3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某些弊端起着及时纠偏的作用。但同时,沈从文对海派文学的批评也流露着较为极端的情绪,甚至完全抹杀了海派作家创作的价值,一定程度地暴露出沈从文现代感的缺失和批评态度的偏颇。对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而在都市化、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中做出反思,对于今天健康的文学批评乃至城市文化精神的建构仍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