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接着使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各省份创新效率加以测量,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和溢出效应做检验分析。研究发现:发展数字经济对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影响显著;发展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为负,即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上述结论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据此,各地区在向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区域间数字经济均衡发展,以实现我国整体创新效率最优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实践回顾——对2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反思

由于没有目标和时间表,28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成了“游击战”和“马拉松”。产权改革将国有企业改革引入“误区”;减员增效将国有企业改革引入“雷区”;健全治理结构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却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盲区”。本文认为,只有将“政企分离”作为突破口,在企业内部狠抓治理结构建设,在企业外部营造公平竞争氛围,才能使压力转化为动力,迫使国有企业改变经营方式,成长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薪酬管制、在职消费与控制权收益综述及其引申

国企改革中对国企经营者的薪酬管制并未化解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反而使经营者在职消费过多过滥；控制权之争的惟一目的就是获取控制权收益。政府在变革国企经营者报酬体系时应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是报酬显性化；二是报酬与业绩挂钩并加大浮动比例；三是赋予经营者以股权，但股金应由经营者个人支付。

社会责任、核心价值与企业国际竞争力

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迫切要求企业担负社会责任,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应遵循的国际惯例。很久以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恶化、资源紧缺、人们的幸福感下降。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社会经济持久发展,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自觉履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利益驱使、中介背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基于2008—2017年证监会处罚公告书

财务舞弊一直是证券市场的顽疾,也是外部审计的重点。本文以2008—2017年证监会处罚公告书为样本,分类统计揭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内在根源与外在特征,为提高市场监管质量提供参考。研究发现,财务舞弊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的诱因是多方面的,有企业内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其中利益驱使与中介配合尤为关键。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呈现出舞弊金额增大、舞弊手段隐蔽、持续时间较长等新动向。

中兴事件、核心技术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兼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产业安全

中兴事件始于美国制裁,源于芯片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对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芯片是信息时代的"基石",芯片产业则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各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中兴事件警示,即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要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在核心技术领域拥有"话语权"。没有芯片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我国要振兴芯片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必须"换道超车",跟跑、并跑、领跑三管齐下,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自主创新、进口替代与产业安全——兼论中兴事件的教训

作为传统内向型经济的产物,进口替代战略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发挥过重要作用,虽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已略显过时,但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仍不可或缺。西方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上端,推行全球化的目的并非合作共赢,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必须有所突破,缔造与国家总体战略相匹配、进可攻退可守的产业生态。中兴事件暴露了我国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下严重"缺芯"的软肋,再次为我国产业安全敲响警钟。在全球经济合作中,战略产业的"命门"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有效抵御外来风险,确保产业安全与国家利益。为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制度优势,集中资源攻关,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被动地位。

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基于shapley分解

创新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发展创新实力是突出发展困境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道路,也是改善区域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要素。本文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不同因素对于区域创新效率影响权重,以2008-2016年的我国31个省份及地区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区域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运用shapley分解方法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对于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权重比例,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因地制宜以缩小各地区区域创新效率的不均衡发展,为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GDP:增长不等于发展——一个宏观视角的经济理论变迁

GDP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宏观经济核算指标。实践证明,GDP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富裕程度,但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分配状况及贫富差距,更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和经济增长的潜力。作为对GDP的扬弃或校正,国民幸福指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采纳。就中国而言,引入国民幸福指数对于创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秦商文化的传承与转型

陕西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经济发展又处于"追赶超越"的关键时期,提振陕西经济需要增强文化软实力。以秦商文化的历史沿革为主线,就传统秦商与当代秦商的成长背景、性格特征、创业资本、行为风格、管理制度、核心理念等做了对比,文章揭示了秦商文化的历史内涵,分析了秦商文化传承与转型的主要路径。传承秦商文化、弘扬秦商精神对于建设"三个陕西"有现实意义。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模型研究

为虚拟企业选择灵捷、相容及有竞争力的合作伙伴建立模型.用关系理论对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过滤可快速剔除不合格的候选伙伴,从伙伴选择的影响因素出发,构建并实现了不确定多属性决策的单目标最优化模型.该模型简洁、合理,且所需计算量较小.组建者在环境不确定且许多相关信息不能准确给出的情况下以此模型决策十分有效.

改变西部意识，培养市场主体

改变西部意识，培养市场主体文炳洲陕西财经学院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地理原因。历史原因、底子原因及政策原因等等。然而笔者以为，妨碍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首要原因是这里特有的”西部意识”。这种意识妨碍了人们行为的经济合理化水...

行政操控、投机主导与股市困境——中国股票市场20年回顾

规范的股票市场具有筹措资金、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价格发现及促进经济发展等重要功能,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由于上市公司违规猖獗加之市场监管不力,中国股票市场成为造假圈钱、投机冒险、杀贫济富、权贵洗钱的场所。20年当中既没有成就一家世界级企业,也没有引发全民财富效应。相反,它浪费社会资源,将中产阶级打回原形,严重伤害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

家族企业信任困境溯源:以力帆和国美为例

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信任问题是困扰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难题之一,这一难题在工业化后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不复存在。本文通过"力帆经理人背叛"和"国美控制权之争"两桩案例,揭示雇主与职业经理人信任缺失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受"家文化"主宰不相信外人;另一方面,频繁发生的职业经理人背叛行为,强化了企业主对经理人的戒备心理。此外,不愿曝露企业的制度秘密,也妨碍企业主对经理人的接纳。

幸福指数快乐指数与中国梦

传统哲学认为,幸福、快乐都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主观感受,它们既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同时也不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幸福是内在的,快乐是外在的;幸福是长久的,快乐是短暂的。幸福与快乐到底是什么关系。首先围绕幸福指数与快乐指数的相关文献展开论述,接着分析中国梦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最后就快乐指数与中国梦的内在关系作了说明。研究发现,幸福属于经济学范畴,快乐属于社会学范畴。今天的中国人幸福但不快乐,快乐体验变得缺乏。要实现中国梦,不仅要实现国民物质财富的增长,更要实现国民精神世界的快乐。为此,政府必须转变治国方略,重视拓展快乐源,提高国民的快乐指数。

陕西高校教师快乐指数的实证研究

对陕西省高校教师快乐指数的研究,本文采取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本文的研究主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高校教师的快乐指数与职称、性别、学历、年龄、任教专业有很大的关系,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对影响高校教师快乐指数的因素进行了因子分析,并得出了四所高校教师的快乐指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建设和谐校园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股市的投机与投资

论股市的投机与投资文炳洲中国股市十分年轻又充满投机色彩。造成投机的根源及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以下三方面作一简要分析。根源之一，政府管理行为不规范１．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理市场经济的事务。表现在①上市额度的确定缺乏科学的论证，上市公司的选择产生没有...

弘扬秦商精神 振兴陕西经济

秦商产生于明代初年,后发展成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商帮,前后延续500年,与晋商、徽商并称为中国"三大商帮"。秦商精神是陕西人的宝贵财富。中央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为新秦商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广阔舞台。秦商精神研究,对于丰富陕西商业文化,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推动陕西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发扬秦商精神,继承秦商诚实守信、敦厚朴实、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传统美德,对于提振陕西商界士气,激发大众创业热情,全面建设富裕陕西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