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怨政诗综论

怨政诗主要抒写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怨责,《诗经》、楚辞中大量的批判性反映社情政况的篇章构成了先秦时期怨政诗的主体。在先秦怨政诗中,有平民讥刺国君、嘲讽权贵的嬉笑怒骂,其间充满了道义审判的优越感;有贵族焦虑国事、痛心朝政的严辞厉语,其间充满了命运攸关的忧愤感。先秦怨政诗毫无矫饰地表达不同阶层的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确立了中国古代怨政诗反映社会政治生态状况的基本模式,凸显了中国古代怨政诗维护公共价值及诉求阶层利益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诗歌积极干预社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起点。

清醒的批判 无奈的慨叹——论李商隐咏史诗的政治文化内涵

在儒家伦理道德居统治思想地位的中国历史传统中,国人将治国的希望寄托于当政者的道德行为,对当政者治国的成败主要诉诸道德尺度的评判,形成了以德责人的德型政治文化。李商隐的咏史诗从一个侧面宣示,传统德型政治文化具有其内在的清醒自觉与必然的无奈无能。

司空曙卒年及行迹新考

司空曙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其卒年,学界一般认为是德宗贞元六年(790)左右,本文考订应推迟到顺宗永贞元年(805)秋以后。此外,司空曙遭贬、遇赦及入西川节度使幕府等行迹,学界一直认为司空曙于德宗贞元元年(785)以后入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府,本文考证司空曙至迟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十二月之前已入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幕府,后再入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府。由这些事实的考订,可重新认识"大历十才子"的创作活动年代和活动地域。

简论中华元典的政治价值及文化命运

中华元典作为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经典,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历代当政者站在有利于政权巩固的立场,推举高扬了提倡尊卑有序的儒家元典,冷落排斥了伸张民众权利的墨家元典,宽宥容忍了秉持明哲保身的道家元典,采纳贯彻了主张君权至上的法家元典。以《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典籍为代表的中华元典,被历代当政者从政治利害角度进行解读吸纳,成为历代当政者根据功利需求进行选择利用的政治文化资源。

论“二雅”怨刺诗的创作动机

生活在西周厉幽时代宗法制下的二雅怨刺诗作者,与王室血脉相联,其自身的荣辱祸福与王朝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由此决定了怨刺诗抒发忧愤情感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二雅怨刺诗斥责昏乱败坏的朝政,其情焦灼,其意精诚,深具孤臣孽子之心。表达对王室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深刻关怀,是二雅怨刺诗最坚实的创作动机。

韩偓“香奁诗”解析

晚唐诗人韩偓的"香奁诗"曾被曲解成别有寄托的政治抒情诗,但究其实际,确是题旨明晰的艳情诗。"香奁诗"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享乐主义,注重表现官能的刺激,注重传达情色的享受。这种以表达官能愉悦为宗旨的诗作在诗歌史上承先启后,构成了引人注目的"香奁诗"现象。韩偓的"香奁诗"创作具有文化标本的价值,揭示出士大夫文人双重人格的正常性与合理性,对于我们认识古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多元化很有启发意义。

晚唐艳诗概述

继南朝宫体诗之后，艳诗创作在晚唐再次呈现高峰，这自然有其客观缘由。李商隐与韩的艳诗，风貌、格调各异，代表了艳诗创作的不同层面，它们在艳诗发展中所起的承先、创新、启后作用也各不相同。

冷眼观世态 直笔书感怀——唐末格言诗试论

唐末格言诗产生于晚唐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但它对世道人心的感悟和披露曾在后世引起广泛共鸣，显示其所蕴含的大众哲学思想具有超时代的影响力。与内涵的格言化、哲理性相适应，唐末格言诗在表达上较多诉诸议论言理手法。

论唐末愤世诗的世俗价值观

唐末杜荀鹤等人的愤世诗,传达了有别于传统儒家思想的世俗价值观。这些作品对社会人生的价值判断看似灰暗悲观,但十分真实深透。它们不为正统观念所束缚,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撩开蒙在世态人情上的遮羞面纱,宣扬了一套符合社会实际的大众人生哲学,因而在当时,更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司空曙诗歌的艺术意味与表达

大历十才子是中唐前期的诗人群体,因其成员间交游唱酬密切,诗歌艺术情调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性。司空曙作为十才子的主要成员之一,其诗歌艺术既具大历共性,也有独特个性,主要表现在抒写聚散贯注浓郁人情味,刻写风物融汇传达真神韵,锤炼字句善用数目颜色词。司空曙诗歌鲜明独特的艺术意味与表达,是构成大历诗歌艺术风貌的重要元素。